<![CDATA[131812073]]> 2007-01-24T17:06:39Z BlogDriver Copyright (c) 2004, 131812073 <![CDATA[职业新闻人（转）]]> 2007-01-24T17:06:38Z 2007-01-24T17:06:38Z 2007-01-24T17:06:38Z tag:131812073.blogchina.com,2007://6065049 131812073 http://131812073.blogchina.com/index.html news0007@126.com 心情 第一点，职业新闻记者应该是一个独立的人。
　　　　
　　　　 我想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不想过多重复。独立的人核心是有独立的立场，我想关于这一点之论述最好的莫过于张季鸾在1926年新记《大公报》的发刊词中所言：“报业天职，应绝对拥护国民公共之利益，随时为国民贡献正确实用之知识，以裨益国家。业言论者，宜不媚强梁，亦不阿群众。”他认为，报纸并非为一党一人之私有，而是服务于公共利益，并独立地提供新闻和言论。作为《大公报》办报宗旨和发行宗旨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也是张季鸾写作社评的最高指导原则。这一指导原则在实行中具体表现为“立意至公、存心至诚、忠于主张、勇于发表”的言论信条。而其“四不”原则：一是“不党”，即“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二是“不卖”，即“不以言论做交易，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收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三是“不私”，即“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人不为政党所用，不为权势所迫是也”；其四是“不盲”，即“夫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陷于盲。”
　　　　
　　　　我们从事的新闻报道必须要有这样的独立之立场，不卖，不私，秉持公义，也就是坚定地以公众的话语平台之基本立场去做事。对此，80多年前，张季鸾已经论述得非常清楚，同样的道理，100多年前的美国报人普利策也有类似论述。
　　　　
　　　　 第二点，做一个超然的人。
　　　　
　　　　 超然的人是在独立基础上的一种状态，一种历史记录者的状态。在《南方都市报》工作的喻尘，他的写作手法很超然，视角也很超然，写过不少好稿子。他的作品很少有意识形态化的语言，阶级化的语言，很少出现“我国”，报道中就是“中国”，或是“某某政府”。再过4百年或5百年后，人们再读的时候，仍能读懂，且读得很清晰。在当世中，超然很难，我们在现实采访中，必然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再者，我们本身就在这个圈子里，因此，写作过程中，我们很容易不由自主地受周围环境、受当事人所左右，写出很多意识形态化的东西。今年4月份，我到丹东去，看到很多朝鲜中文版的报刊，就非常意识形态化，跟中国文革时期的叙述、报道的语言一样，非常可怕，如同邪教的教刊。这种传统，人民日报和各省党报重要版面大部分都还是这个样子。既然我们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就应该从点点滴滴，从我们自己的写作方式，从我们用一个词一个语句开始注意。
　　　　
　　　　 第三点，做一个法治的人。
　　　　
　　　　 真正的职业新闻记者的状态是法律人加新闻人，而不是文学人加新闻人。做一个好的调查记者，法律背景太重要了。我这两天在调查黑龙江的一个土地事件。在调查的过程，我花大量的时间来研究《土地法》、《村民组织法》、《农村承包法》，拿法条的东西来一点一点梳理他们的东西。我觉我们要做法治的人，有以下几点原因：首先，我们所追求的目的是构建一个法治的社会。构建法治的社会，是我们知识分子包括报人做事情的目标所在。第二，从调查性报道、一般报道来讲，基本内容就是维护公民的权利，因此从做报道的内容来讲，也要求我们必须成为一个法治的人；从报道出发点来讲，应该成为一个法治的人，从我们日常的关注点来讲，更应该成为一个法治的人。第三，从我们考察和分析所有新闻事件的过程，也需要有一个法治的角度。这些年，我个人有一个体会，遇到所有的事情，所有的社会关系，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其实大部分的社会关系是人与人的法律关系。所有的事件出现以后，当我们接到报料，研读材料后，首先得拿当下有关的法规来进行认真梳理：在当下的法律框架下，此事件中哪些行为是违法的，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行为是非法的。所有的事情在法律框架下有一个基本清晰的判断后，再下去调查。第四，要用法治的思想指导整个采访调查。在调查的过程中，又要有一个法治的观察视角，无论社会事件、经济事件或者法制事件，首先都要有这样的指导思想来把握整个的过程。第五，我们采访调查行为要受到法律的约束。我跟大家说一件事，90年代初，我原来在甘肃工作，也爱打抱不平，当时接到一个举报：一个村的村霸打伤打残了当地许多村民，称霸一方，非常凶恶。我带着助手去这个村进行采访。去的当天下午就听到很多情况，其中村民还拿来了很多血衣等证据。调查发现，这个恶霸确实把人打伤过，村里没有多少财产，贪污财物倒也没多少。到第二天晚，村民义愤填膺地排队来反映情况，村民还向我举报，村支书家有一支手枪和猎枪，还说用枪打过人，我们越听越愤怒。按照中国现行的法律，公民不能在家里拥有枪支。第三天早上七、八点钟，我就带着助手去了村支书家里，我们来采访一两天了，村支书早已经吓跑了。我和助手进到村支书家后到处看，搜查对方的枪，后来看见他家里挂的一杆猎枪，然后我就跟对方说，你这个枪被没收了。现在想起来，这是件荒唐违法的事，虽然把枪交到了乡派出所，但谁授权你没收别人的财产啊。
　　　　
　　　　我们所追求的就是法治和规则，因此我们首先就不应该成为破坏法治规则的人。因此，记者个人的行为本身必须合法。
　　　　
　　　　 第四点，做一个质疑的人。
　　　　
　　　　 “不断质疑，不断求证”是职业新闻记者的基本工作态度，因此要对相关材料、相关当事人都要保持足够的警惕，要不断质疑、不断求证。新闻工作其实是查证与核实的工作。
　　　　
　　　　 2001年我在甘肃做《公选“劣迹人”引曝黑幕》的报道，这篇报道是我刚到《西部商报》时做的。当时有8个甘肃岷县堡子乡的村民，到兰州举报乡党委书记逼着村民选“劣迹人”这样类似文革的恶行，他们找了电台、报纸、电视台等十多家媒体。其中找到《西部商报》，我当时有点不敢相信，怎么可能晚上把全部村民聚集到一个教室，像选人大代表一样，通宵达旦逼着人们选“劣迹斑斑”的人。如：留长发的，穿杂色衣服的人，要对这些人进行社会综合治理，抓到乡政府进行劳动改造，还要罚款，这也是政府敛财的一个途径。
　　　　
　　　　 我针对这个选题，我直接赶到村里，在全乡的其中5个村里先后进行了5天5夜的采访。采访过程中我就嘀咕起来，8个农民给我的材料与我找当地农民谈的情况有很多地方出入很大。当然这是正常的，一般都会有出入。第二天晚上，夜很深的时候，我住在一个老大爷家里，老人在村里很有威望，晚上2点的时候，老人告诉我，“兹财（8个上访的带头人）他们跟乡长关系不一般，乡长请他们吃过饭”，我当时的第一反应，便是联想到材料上的诸多疑点。之后，我开始有意识注意这些问题，经过进一步的调查核实，尤其是接触的人越来越多之后，我发现了问题所在。
　　　　
　　　　 原来这个乡不仅存在乡村两级干部殴打村民致死致残，搜刮民脂民膏，挪用扶贫款，还存在乡政府不公平执政这一系列的黑幕。更有意思的是这个乡还存在着乡政府的“宫廷之争”，乡长一直想搞倒乡党委书记。这个公选“劣迹人”的政绩行动正好是由乡党委书记一手创造出来并且推广的，推行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矛盾和冲突。乡长发现这是他搞倒书记的一个好机会，于是请这8个农民吃了顿饭，给了他们一些材料，并答应给每个人给500元。于是便有了村民到兰州上访的情况。其实事实是，乡党委书记本人打过一次人，乡长也打过人，乡党委书记也有挪用公款、盗卖农用物资的行为，但比起乡长几个的行为要差些。乡长把自己和自己亲信以及其他反响比较大的劣迹全部扣在乡党委书记和他的亲信身上。
　　　　
　　　　我根据这些多方面的信源，做出了一个很客观的报道。而当时兰州有两家媒体，根据村民给的材料，在没离开兰州的情况下，在其深度调查版上便发了报道。还有两家媒体，到过县城，转了一圈就回去了。甘肃省里报纸的报道也存在许多问题，用了很多情绪化的语言，罗列了许多别人的问题在乡党委书记上。当时做的最好的是，《兰州晨报》和《南方周末》的记者，到乡里面主要举报人所在的村庄进行了采访，呆了一天，晚上就走了。而我在5个村庄住了5天5夜，每天休息3个小时，出来的报道我的比他们的真确、扎实、全面，差距甚大。
　　　　
　　　　报道出来后不久，《焦点访谈》约我一起去采访这个乡的政府领导。当时温家宝等中央领导已经作了批示，当时正赶上十五届六中全会刚刚结束，报道又刚发表，省上压力比较大，于是把这件事作为整顿党风的一个典型。这时乡的几个领导干部已经被送进了监狱，乡党委书记接受《焦点访谈》采访时，我也在场。后来，他握着我的手说：“你虽然把我送进来了，但我打心眼里服你。”
　　　　
　　　　所以我们不仅要质疑政府官员、宣传部的部长。而且一定要警惕一些弱势的老百姓，由于他们就是当事人，本身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就可能会情绪化，会把事情夸大和渲染；另一面也会有意无意的隐瞒一部分事实真相；再有就是，也可能被人利用。对于这些情况一定要慎之又慎。作为一个职业的新闻记者，一方面要真诚地面对每一个当事人，同时还要足够的警惕每一个当事人，不论是高官还是一个村民甚至是一个拾破烂的，弄不好一篇假新闻就出来了，一篇很好的稿子，就会“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一些弱势的当事人，在我们为他们捍卫利益时，有时候会被他们愚弄了。其实，不仅一些干部很流氓，一些村民和底层的百姓其实有时候也很自私与无知，所以要对当事人的材料和问题保持质疑的态度。
　　　　
　　　　 第五点，做一个笨拙的人。
　　　　
　　　　 这一点，包括美国《新闻60分》、中国《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的许多同仁都有同感，我跟他们做过很多交流，一致的观点就是，好的职业新闻记者都是笨拙的人，大家这么多年都是这么走过来的。但现在的一些年轻记者，着实让我敬佩之至，在名片上印个括号副处，笔记本不拿，笔不拿，与受访人一起像两国元首会晤一样交流，这便是采访了，回去就能写很好的稿子。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经不起风吹雨大的。我觉得好的稿子，有一个共同特征是经过下苦功夫得来的，北京青年报的郑直做20个小时的录音整理，几乎两天两夜都在整理这些资料。
　　　　
　　　　 采访笔记本上的记录很重要，每次我笔记有三、四个方面一定要记得很清楚。时间一定要记到年月日时分，这样做有个好处，我们现在有录音装置，录音把这个时间记录下来，一看时间几点几分采访了谁，我们也不至于混乱，给我们工作也带了方便，也便于我们以后查考。再一个就是地点，时间、地点就跟做会议记录一样，因为我在政府工作过，做会议记录是个基本的工作，地点具体到省、市、县、乡、村，某某家里甚至哪个社区，哪个村里的会议室，任何时候都不乱。然后受访人的名单和基本情况以及联系方式电话。现在电话非常发达，给我们工作带了便利，这些都是很具体的方法。新闻工作是个核实查证的工作，一点一点的查证核实，你要把你的东西做正确，要做的有深度广度厚度，必须要下苦功夫！
　　　　
　　　　 第六点，做一个平静的人。
　　　　
　　　　 写作一定要平静。最近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独立的立场，客观的报道，深入的调查，平静的写作，平静的讲故事。很激烈的场面，我们应该以很客观的笔调报道出来，不可成为演绎的高手。我觉得《南方周末》现在存在一些问题，有些报道在写作上渲染过分，作为南方周末这20多年做了很多事情，一直以来是我所敬重的媒体。正是因为爱，所以就能看到一些问题，比如《砍手党阿星》这个报道，被我们同事帖到报社的论坛里，还加了评论“读了潸然泪下”等等，我当时看后觉得大家一定要警惕。为什么我在很多地方批评这个报道，因为这个报道本身首先就违背了人类的基本伦理，无论如何，他是个杀人犯，他杀害的是一个无辜的生命，无辜的伤害他人的生命，在法律没有授权的情况下，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机构均不可剥夺任何另一个人的生命，这是个基本的常识。二是对法治的嘲弄。其三，过分的煽情与演绎，甚至编造有一个女孩看了关于阿星的报道，爱上了他，写了求爱信。把一个杀人犯塑造成一个时代的英雄。这太可怕了，这样许多读者在媒体的影响下会效法这样的英雄，形成这样的价值观，诱导更多的人成为杀人者，因为杀人能够成为英雄。当我们清醒地看到这些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从热爱生命开始，从尊崇法治开始。包括一个卖淫女教师的报道（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这个报道也存在问题，虽然读了让人潸然泪下，但仔细考证，没有可靠的信源，只是单方面的信息，令人难以信服，这都是南方周末一直以来的文学化情结所致。所以，好的新闻人是法律人加新闻人，而不是文学人加新闻人。
　　　　
　　　　 陈宏伟：前不久时，还有一个讲受雇杀香港富豪的杀手，也基本持这一观点，包括最早的关于张君的报道，这是南方周末一贯立场。
　　　　
　　　　 王克勤：所以我们认识到这些后，一定要从点点滴滴注意这些问题，我觉得非常重要。从行文的方式，我们不能给这些人下结论，他们是杀人犯，更不能进行道德审判。我们对杀人犯，对一个乞讨者，对一个省委书记，都应该是一个姿态，是个超然的记录者，我们就是外星人，来记录地球人的故事。从内心深处，我们应该以一个公民的立场作为判断，而不是站在党派的角度更不是站在政府的角度。我当年也是，如果哪个政府机关打电话邀请去作个报道，替别人做吹鼓手，报社同事还很羡慕，谁和谁关系不错，跟各单位关系都很铁。原来是捧大官后来是捧傍大款，还出现了敲诈大官的情况。从傍大官傍大款，到诈大官诈大款，宣传高手到鼓吹高手到敲诈高手，都是很危险的。
　　　　
　　　　 第七点，做一个讲故事的人。
　　　　
　　　　 我们传统的新闻学包括现在学校的新闻学教科书，依然培养我们在做“八股文”，我对综述体一直持不同的看法，我在好多地方也跟大家交流过。以前中国有一些老新闻工作者，其实是优秀的宣传工作者，但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记者，他们曾经倡导散文体，我认为这是有违新闻真实、客观的基本原则。仔细审读他们的文本，非常的情绪化，许多都是散文与个人游记，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新闻报道。但是在那个年代，一百年前，上个世纪或更早的时间，美国的很多同行已经在追求一种客观的纯新闻文本，我记得1861年美联社记者戈贝赖特就提出：“我们的行当是传播事实。我的指导原则不允许我就我所传播的事实做任何评论，我只限于报道事实。”然而，直到今天，我们中国新闻界依然流行的是述评性报道，而且许多记者在自己一知半解的情况下不断发表各种见解，且评论过分武断，还有的引用诗歌的方式写新闻，我以为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倾向。请大家记住，我们是记者，报道事实与真相乃是天职！
　　　　
　　　　 作为一个职业新闻记者我们应该是写故事的高手，但我们不应该是说书的高手，说的满场激动，更不是演绎的高手。要善于讲故事，把新闻写活了，不要把新闻写死了。因为一个好记者其实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尤其要注意用细节的描写与刻画来打动所有的读者。其实所有的读者与我们一样，面对许多新闻事件，记者其实是新闻事件的第一读者，当这个事件或者一个细节能够打动你的时候，一般来讲，便可以打动所有的读者。在众多的新闻素材中，在众多的故事中，我们应该选择最能够打动我们心灵的故事，并把这些故事讲给读者。“魔鬼在细节之中”，人们永远不能忘怀的是最经典故事与最感人的细节。
　　　　
　　　　
　　　　
　　　　 新闻和宣传的关系。
　　　　
　　　　 新闻有一点，其归宿是受者晓其事。接受的人知道这个事，宣传则是传者扬其理，这是宣传和新闻最核心的区别。受者晓其事，是站在公众和读者的角度，读者有两个含义，一个是狭义的读者，读我们报纸、文本的人。广义读者是，所有能看报纸和所有信息可能被接受到的人，都是我们的读者，广义的读者实际上是公众的概念。“公众”在新华词典里，就是大众的意思。新闻就是要为大众服务，给大众报告事实，发生的事情，让受者晓其事。大众是我们的上帝，我们为公众服务，这就回到媒体根本固有的属性。宣传就是传者扬其理，它站在传播者的角度，要让大家接受我的道理，要让大家听我的话。这里最为经典的就是纳粹戈培尔的话，“谎言说一千遍便是真理”。
　　　　
　　　　 宣传是站在宣传机关、党派、某个企业的角度，传者扬其理。宣传和新闻有六个方面的区别：
　　　　
　　　　新闻重事实，宣传重观点；
　　　　
　　　　新闻重时效，宣传重时机；
　　　　
　　　　新闻重报告，宣传重操纵；
　　　　
　　　　新闻重新异，宣传重反复；
　　　　
　　　　新闻重信息，宣传重形式；
　　　　
　　　　新闻重平衡，宣传重倾向。
　　　　
　　　　 我再和大家交流下批评性报道和调查性报道的区别。
　　　　
　　　　 二者的区别是“打死老虎”四个字，批评性报道是“打——死老虎”，老虎是死的，调查性报道是“打死——老虎”，老虎是活的。严格地讲，批评性报道不是舆论监督的报道，是一个党派一个机关为了自己的目的实施宣传。它依然是宣传语境上的东西。因此，批评性报道不能纳入调查报道的范畴，批评报道不可涵盖舆论监督和调查性报道，更不能涵盖调查性报道。所谓批评性报道，是上级对下级，是批评；监督是下级对上级的，公民对公民和公民对权利机关的监督。监督和调查性报道，就是揭露黑幕，揭露问题，通过揭露问题来展示制度缺失。再者二者立场也不一样，材料来源也不一样。批评性报道大部分是机关整理好的材料，调查性报道是媒体自己独立采集而来的，采访方法也不一样。我就说到这里，请大家批评指正。
　　　　
　　　　陈宏伟：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交流交流。
　　　　
　　　　杨婷：我在采访中经常受到恐吓，记者怎么保护自己？
　　　　
　　　　王克勤：首先我们不要给任何人预设任何问题，尤其是敌对方，应该很平和、友好地跟对方相处。一开始谈问题时，跟他们谈家常，谈他们做的好的正面的东西，无论是乡党委书记还是村长干部，先给他一个肯定，让他觉得你对他还是很友好的，人和人交往的关系与交往的时间是成正比的，本来采访对象对记者的采访整体是抵触的。就像我前些天到大庆龙凤区的一个村里采访，经过我几次的努力终于找到了村干部，刚开始，对方像吃了枪药似的要动武。我坐在那给他烟，他也不抽；让他倒杯水，他也不倒。我就问他多少岁数了，慢慢从他的生活开始聊，其实问题一大堆，我就从他没问题的地方聊，后来慢慢的他觉得我这个人还不错，看起来也基本顺眼。之后，我开始慢慢跟他核实我要采访的问题，问话的方式还是采用很温和的方式。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当我们去采访对方的时候也要考虑到危险，由村民带着你去，这很有问题。这样对方就会更加抵触了，让他明显地感觉到你就站在村民的角度上，你就应以一个独立调查者的身份去。但如果遇到非常暴力打过很多人的，像你一个女孩就要小心而行了。
　　　　
　　　　我的做法是，往往先跟对方把关系搞得不错，以后我把对方给收拾了，对方也觉得老王这个人还不错。跟对方交流时，像“你做人怎么样，做事怎么怎么样，做人和做事是要分开的”，这些套话还是很有必要的，先慢慢把关系套近。但确实尖锐的，我们就不要强求，宁可不做退回来，不要鸡蛋碰石头。
　　　　
　　　　县级以下的干部，我以为要用缓和的方式来处理，而县级以上的机关干部，要拿起法律的武器来处理，也就是应该强硬时尽管可以强硬。
　　　　
　　　　杨婷：怕就怕那些不懂法的人。
　　　　
　　　　王克勤：你就跟他们上法治课，你就跟他们讲“公民的基本权利”、《宪法》和现行中国法律，他们也应该受到法律的约束，作为国家公务员受到法律约束应该更大。他要查你，无法无据，他就不能乱来。有一点我的体会很深，南京有一个律师，也是拆迁户，他在拆迁斗争的过程中，就比老百姓要强得多，因为他心中有法典，心中有剑。人家处理他的问题，派了两个警察，警察一进门，他就说“出去”，警察很纳闷，他就说我们这是民事问题，刑警不能介入民事问题，之后，民警来后不停地看表，因为这个律师知道多长时间他们就超过时限了。
　　　　
　　　　国家各种法条是有明确规定，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执法人员，做任何事情都得有法有据，律师这些都懂，所以当他跟对方玩时，把对方玩过去，自己还好好的。
　　　　
　　　　我们知道，古代很多文人，走在街上时腰里都会佩把剑，如果普通布衣走在街上，那些地痞流氓随便就可欺负你。而你佩剑时，一般的地痞流氓就不敢轻易惹你。我觉得和平时代，法律就是我们身上佩带的宝剑，这太重要了，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平时有时间大家应该多读法律。有时间没时间，一定要读法律，不管我们干不干这个职业，在这个似乎有法治而又非法的国家，要保护自己的安全与基本权利，要经常利用虽然无效而又有作用的法律来保护自己。我平时采访时，遇到警察来阻拦，我就要求对方先给我出示证件，他不出示，我就说你无权阻拦我，任何一个公民无权阻拦和限制另一个公民的行动自由。
　　　　
　　　　陈宏伟：我们可以罗列一下什么法律是必读的。
　　　　
　　　　王克勤：我觉得首先是《宪法》，其次是《刑法》，包括《民法》，《治安管理条理》。涉及什么问题，你就一定要把这些相关的法条拿出来读，在读法条时，要对这些法条进行反思，在反思的过程中，看在现行法条下怎么保护自己；另一方面，在反思的过程中，会发现现有制度框架和法律上的问题，不断的反思就会发现越来越多的罪恶，从制度层面上会有一个更深的思考，这对自己是非常有好处的。思考现行法律框架的问题，就是对制度的一个根本判断。就像我这两天，在看《土地权》的法条，就发现个别法条很荒唐很流氓，但就是在这样的法律背景下，仍然有地方公务员公然违法。
　　　　
　　　　任何时候，我们是公民，我们有公民的权利，有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用公民的语境跟对方谈，这样对于一般的政府公务员，首先你就占有优势，致对方于被动的状态。你遇上这些人时，用法律语境跟对方谈，对方不敢轻易加害于你，他害怕。你跟村支书包括乡里干部谈时，你拿出法律依据，从法律文本的角度出发，对方会发怵。最后你就把整个局面掌控了。这个时候你调查起来就很顺利，否则，你以一个普通市民状态去调查采访可能就很被动。再者，中国整体还是一个权力社会，我们既然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这个背景，适当的时候还要把名片上这个东西展示出来。我们在下面做调研，有关问题不能承诺解决，这不是我们的职权，如果这样说，将会非常被动。“我们将对此问题进行调查，或者我们将发表，或者将提交国务院有关机关，至于别人重视不重视，那是别人的事，但我们有责任有义务调查并报告，这是我们的职能”，这样一说就能把别人吓住了，这是吓人的一招，我经常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使用这一招，这一招挺灵的。毕竟，中国是个崇尚权力的国家。
　　　　
　　　　陈宏伟：有没有黑道的招？
　　　　
　　　　王克勤：有时我对很流氓的人，软的不行，我也发横，最后就把人唬住。
　　　　
　　　　傅旭明：我在山东也碰到过一次这样的情况，采访临沂县的县长，我去了五次，都说县长不在，看门人已经不管我了，办公室主任总说：“县长开会去了或他刚走”，我知道他在那个办公室，我就自己去敲门，敲门后县长问我是谁，让我去找办公室主任，跟我摆架子，后来我们吵起了嘴。我就火了，跟他拍桌子，跟他说明了我们报社的行政级别，我和你级别一样。后来，来了一个副手，跟县长证实了这一情况，县长才客气起来。
　　　　
　　　　王克勤：这也是没办法，逼出来的招。还有一招，你找了多少次，找了多少遍别人就不搭理你，宾馆的费用天天开销着，但我们为了信息平衡原则，对于对方的采访必须做到。怎么办？我们就发公函，公函最后有一句重要的话，“现发函于你方，以尽告知义务，请酌情商处。”“以尽告知义务”这句话，从媒体的角度讲，我给你提供了说话的机会，我告知与你了，你不接受采访不说话，对不起，那是你的问题。相比之下，我们跟律师的工作非常相似，跟检察院侦察员的工作非常相似，只不过律师从本质上是一个商人，为自己利益而奔波，严格地说，记者的地位应该比律师更高，他是为整个公众利益奔走。律师是谁给钱，就替谁服务，即当事人主义，他是别人的法律保姆，但现在搞反了，这是一个悲哀。
　　　　
　　　　傅旭明：还有一个最难采访的问题，就是采访法院。
　　　　
　　　　王克勤：法院就没办法玩了，记者没办法突破，因为最高人民法院下了文件，任何一个法官不能随意接受记者采访，这是政策制度之恶，这只能用特殊的招，把一些懵头懵脑的法官套住，或者是一些很有良知的法官冒着很大风险接受采访。现在我到法院采访就没戏，只是走走过程，这是制度性的排斥舆论监督。
　　　　
　　　　黄胜利：如何保护线人？
　　　　
　　　　王克勤：保护线人很难把握，严格地讲，我们在追求一个本真的新闻，本真的新闻就应该把所有的东西都真实展示出来，所以在采访时都要尽力把这些情况跟对方谈透，当这个人不能接受时，你就另外找一人，这也让自己以后有选择。
　　　　
　　　　庞皎明：这次我去山东采访，也担心这些问题。
　　　　
　　　　陈宏伟：山东这次不会，他们很主动，单方面的信息很多，是新的村委会告老的村委会。但是像刚才老王讲的，你去采访时，跟对方打交道，不要跟对方很敌对，不要让对方认为你是别人请过来的。
　　　　
　　　　王克勤：如果对方问你，是不是被人请过来的。你要跟对方讲清楚，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能不可以请记者下来，我们不是律师，也不是一个服务人员，我们是一个独立的媒体调查者。我们所有的选题，像这件事情，全国各地的投诉非常多，要上编委会和社委会研究，编委会认为这是对全国的工作有典型的指导意义，因此特别为我们提供充足的精力，让我们专门下来做专题调查，对整个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和指导价值，因此我们蹲点进行专门的解剖，这样一说，一下子不就超然了，把人唬住了？
　　　　
　　　　傅旭明：这些官腔还是很有用的。
　　　　
　　　　王克勤：在现场的采访中也要注意，刚才我讲了一个独立的原则，我们无论到哪里采访都要独立的判断，不能被当事人牵着鼻子走，当事人安排我们采访谁，这样往往容易进入别人的圈套，所以你的行为、经济和思想一定要独立。
　　　　
　　　　陈宏伟：像一些微妙的东西怎么处理，有什么建议，像这次山东采访是对方提供的线索，去了之后，跟他们接触，第一次就得找他们，他们请吃饭，恐怕适当的时候还要吃。
　　　　
　　　　王克勤：对的，适当的偶尔的饭还是要吃，你这边饭吃完，那边的饭也可以吃，这就扯平了。
　　　　
　　　　傅旭明：我一般下去采访，就跟提供线索的人说清楚，吃饭和住宿你们不用管，我自己会解决。
　　　　
　　　　陈宏伟：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傅旭明：最难的还是法院。
　　　　
　　　　王克勤：法院不是哪个记者个人能突破的，只能是凭个人关系和寄希望于有良知的法官且他冒着个人风险。其实，还有一点，当你把有关部门的文件和书证拿到了，也意味着你已经完成了采访，实际上，文件和官方书证就是他的说法，并且更具法律效力和证据效力。
　　　　
　　　　傅旭明：上次我在西安高新医院采访，我当时认为，他们既然是这么流氓的人，我就想让对方提供书面的东西，我怕采访的东西是假的，要求对方能不能提供一个书面的东西，这样对大家都好，但对方不愿意提供书面的东西，这个时候，录音是不是有用？
　　　　
　　　　王克勤：应该可以，但采访录音证据应该保存，说不定在诉讼时效内，对方突然那天要找你打官司。
　　　　
　　　　傅旭明：2001年，我在山东采访一个贪污了几个亿，当了50年的村支书，当时已经立案，新的行政班子想把他搞倒，虽然立案后但仍没有一个结果。我去采访后，这个村支书给我打电话，问我需要多少钱，我说不需要钱，后来他实在没办法，便跟我说，你看我这么大年纪了，都快70了，我真进去了就出不来了，我说这个不是我的事，事实是这样的，后来他被判了几年了。
　　　　
　　　　庞皎明：如果我们这个山东的选题做得扎实，估计那些人就倒霉了。
　　　　
　　　　王克勤：他们的倒霉是为了绝大多人的利益，如果他们不倒霉，绝大多数老百姓将不断受到伤害，在这一点上，大原则和小原则的关系还是要掌握好，我们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读者，为了大众。
　　　　
　　　　傅旭明：我再问一个问题，比如说同样的一个问题，你觉得要采访多少样本才合适，比如说10个村民这样说，有可能12个村民另外两个不这样说。
　　　　
　　　　王克勤：这个问题不好把控，就看你报道的整体计划，看你是做一个普通的调查性报道，还是做一个很重的调查报道。如果做很重的报道，很笨的经验，就是越多越好，但不能无限止，那就没办法工作。我觉得，根据具体事件而言，一般的问题，应该调查三个相关信源和相关当事人，三个故事里面你会选择最经典的故事，经过三个人的说法后，不断从不同角度结合，可以折射不同的口径，最后你就会找出最为逼近真相的口径，对资料的大量占有才能还原事实真相。
　　　　
　　　　陈宏伟：这就相当于统计学上的抽样，这三个你可以随意的抽，也可以从三个不同的群体里抽。咱们感谢克勤，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内容很丰富！]]> <![CDATA[尚家与女人（转）]]> 2007-01-15T13:14:20Z 2007-01-15T13:14:20Z 2007-01-15T13:14:20Z tag:131812073.blogchina.com,2007://6043063 131812073 http://131812073.blogchina.com/index.html news0007@126.com 心情

1. 漂亮的女人让男人把持不住，漂亮的商品让女人把持不住。于是，一部分男人制造商品，另一部分男人为商品买单。

2. 精明的男人当面赞美女人，精明的商家当面赞美顾客。而暗地里，男人会咒骂女人，商家会咒骂顾客。

3. 男人对到手的女人会觉得不在乎，女人对到手的爱情会觉得不值钱。商家对到手的顾客会觉得不在乎，顾客对到手的商品会觉得不值钱。

4. 其实，女人是很在乎男人的，顾客也是很在乎商家的。在乎你的关心，不在乎你的伤心。

5. 现代婚姻的特点是，男人负责做家务，女人负责让男人有家务可做。现代商业的特点是，商家负责做生意，顾客负责让商家有生意可做。

6. 这是一个男人的《丈夫守则》：第一条，老婆永远是对的；第二条，当老婆错了时，请参照第一条。这是一家商场的《顾客服务守则》： 第一条，顾客永远是对的；第二条，当顾客错了时，请参照第一条。

7. 女人在选择男人中的男人，顾客在选择名牌中的名牌。

8. 爱一个人可能需要很多理由，恨一个人却只需一个理由。选择一个品牌需要很多理由，放弃一个品牌只需一个理由。

9. 化妆的女人不是为了取悦男人，而是为了得到男人的讨好。逛商场的顾客不是为了取悦商家，而是为了得到商家的讨好。

10. 你可以和你爱的女人无话不谈，除了谈钱。你也可以和你的顾客彼此忠诚，除了利润。

11. 男人欣赏女人的臀部，女人欣赏男人臀部上的皮夹。在商家眼里，男人就是女人臀部上的皮夹。

12. 已婚的男人脸上变化多端，商场的售后服务变化多端。

13. 男人向女人提供爱情誓言，商家向顾客提供质量保证。可能都是假的。

14. 商家总是想象顾客掏钱的样子，男人总是想象女人脱衣的样子。于是，顾客付出了钱，女人付出了*。

15. 有些男人的目标总是下一个女人，所有商家的目标都是下一个顾客。

16. 不相信山盟海誓的女人必有一段不幸的爱情经历，不相信商品质量的顾客必有一段不幸的购物经历。

17. 低声下气的男人终于结婚了，他很高兴，可她不会高兴。降价的商品终于卖出去了，商家很高兴，可顾客不会高兴。

18. 在家里，女人会把最能干的丈夫骂得像冒牌产品；在外面，女人会把最窝囊的丈夫夸得像名牌产品。这和商品的命运一样，名牌产品被顾客挑剔得像冒牌产品，冒牌产品被顾客炫耀得像名牌产品。

19. 男人的命运在女人手中，商品的命运在顾客手中。

20. 不要试图让顾客认错，就像不要试图让女人认错一样。

21. 顾客之于商家，犹如女人之于男人，会在乎你的情话，也会在乎你的谎话 !]]> <![CDATA[Z :南方周末元老心声]]> 2007-01-14T19:10:02Z 2007-01-14T19:10:02Z 2007-01-14T19:10:02Z tag:131812073.blogchina.com,2007://6041534 131812073 http://131812073.blogchina.com/index.html news0007@126.com 心情 &nbsp;&nbsp;&nbsp;&nbsp; 钱钢老师（原《南方周末》常务副主编）曾教导我，如何写应付敏感的题材。&quot;打擦边球已经不行了，因为太容易出界。&quot;这位前辈说，&quot;但你可以和他们玩不同的球，他们划定了篮球的边界，你去踢足球；他们划定了足球的边界，你去打高尔夫球。让他们永远抓不到你。&quot;
我与做语文老师的父亲探讨&quot;什么样的作品流传久远，文学性的还是思想性的？&quot;最后得出是文学性的，有些我们甚至能张嘴就来引用。李白的诗与帝王登基的文章，在当时谁重要？当然是登基大典的贺文重要，但流传下来的是诗人的诗。思想性东西是有阶段性的，为一定阶段的统治者服务的。　
　　个人的写作风格与经历有关。1992年我毕业于北京钢铁学院，后来去了《中国劳动保障报》的子报--《职业导刊》供职，当时的副主编戚铁军先生给了我新闻启蒙，我也很珍惜。&quot;点破夕花穿晓雾，惯写春风秋雨&quot;，我自己写词，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很多时候，我在落日中写稿，等完工时，朝阳初生。心志、毅力、经验来源于此。新闻是写出来的，绝无近路可寻。
&quot;君子曰，学不可以已&quot;，这是荀子《劝学》里的名句。我常用这些话来勉励自己，还有我的挚友。
&quot;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曦微&quot;，我很喜欢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词》。这里恰好有我的名字。有时候，前行的路会很孤单，也很辛苦，因为做新闻并非易情，何况大家都知道现在是什么样的环境。但很欣慰的是，有志向道合的朋友携手同行。无论前途怎样，我们绝不退缩。

--吴晨光

　阅读、写作给人的应该是美妙的快感，如果写得痛苦，读起来又痛苦，就糟糕了。
　在写作中，我对一段话，一个段落的长短很注意，你要让读者阅读时有兴奋点的变化。
　文章写完也就写完了，后来大家说好，我说：&quot;是吗？&quot;我很头疼别人问我怎么写出来的，我也不知道，反正写着写着就写出来了。
　有人说我的文章用了太多的文学手法，但我觉得我只是尽量把写得好看而已，但它当然是真实的。他们这样说我时，我就会让他们找哪些地方太文学化了，他们往往会找不到。他们被我骗了！
写作其实有些天生的东西在里头，有些悟性和观察力是不能用言语表达出来的。
那是一段浪漫的日子。在几年前的《南方周末》，大部分记者都喜欢&quot;观察版&quot;，因为它能张扬自己的个性，后来，经常有人这样说：&quot;发在这个版上的文章，盖住记者的名字，光看稿子就能知道是谁写的。&quot;在这里，每个记者的风格都能得到体现，只要你愿意去尝试。记者最怕编辑把可写作的题材范围变窄了，这会自己把自己束缚了。

--陈菊红

　 当一个人已经到了体力与耐心的极限，他能否坚持下去？
　 当事情看上去是没有一丝希望，他是否能仍做着手头的事？
　 当一个人面对的整体的败坏，他是否能以一个人的独立抗争？
　　这些是我采访完后想到的问题。
　　 一位朋友向我推荐了一首诗:
　　我对我的灵魂说：请安静，
　　耐心等待但不要寄予希望，
　　因为希望会变成对虚妄的希望，
　　耐心等待但不要怀有爱恋，
　 因为爱恋会变成对虚妄的爱恋;纵然犹有信心，
　　但是信心,爱和希望都在等待之中。
　　耐心等待但不要思索,因为你还没有准备好思索，
　　这样黑暗必将变得光明,静止也将变成舞蹈。
　在这次采访中我体会最深的就是那种感觉，永不放弃，我超越了我的极限，仿佛在这次采访之后有一个新的我。
　 一个记者不停上升他的境界，也是一次次突破极限的过程。
当你从心里接受了--把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当作接受的现实时，你的心会安静下来，你开始突破你的极限了。
　　也许当事情整个那么无望时，我们只能关注当下，当你的心平静下来，真理会象泉水一样喷涌。
　能忍受艰难的环境是一个方面，当你面对采访对象时，运用熟练的新闻调查的技术手段，是你最终能否成功的保障。否则你有可能还是白来一趟。
　　这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有一条规律，如果说你没有得到什么是因为你的欲望不够强。二，你必须一开始就表现出，某些问题是没有商量的余地，让对方就范。如果你表现很客气，软弱，对方就会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这也是为什么好记者都是有一股气势的人，能镇住对方。
充满激情地去做。关键的细节全部用三点定位法：即采访说话当事人，采访他的对立面，采访中立方，当你大部分细节是由三位定位法确定的，你的文章才可以说是立得住的。
　我在西方记者那里学到的就是，永远不放弃提问，滔滔不绝地提问，我在中外合资的《投资导报》工作时，我发现西方记者提问密度是我们的三四倍，如果说中国记者问题是成堆的话，他们是成群的。永远让采访对象提出结束采访，这样你可以问到最大量的问题。其实人们可能接受比你想象中更尖锐的问题。
　调查新闻的完成往往是在合作者之间互相质问中完成，这种质问是在采访最早时就进行的，到上版前最后一刻还在进行中。当你陷入困境中，一定要真诚寻求外援--&quot;喂，搞不下去了。&quot;、&quot;有没有可能……&quot;、&quot;你这么说有依据吗&quot;、&quot;他为什么这样做，后面有没有更深的东西。&quot;、&quot;上次，我也碰到这样的情况，我是这样做的。&quot;、&quot;不行，这是孤证，还要再找！&quot;……
　一个好的报纸是一个巨大的经验资源库，要学会为我所用，需要的是多问，还有同事间的坦诚。《南方周末》最大的力量是大部分人为新闻而来，我们都有超越自身利益的一些东西，合作变得简易而高效。
　　我最想对现在的记者说的一点是，超越功利。你在做任何新闻时，不要只关注这个新闻本身，这会让你目光很窄面目可憎。在做千里追踪希望工程假信时，我们每到一个农家都要花一半的时间了解他们的生活，农村的困境，他们的经济现状，这些材料也许在文章里是用不上的，但我们可以真正深入了解农村。
　我愿意拿一篇我与同事的业务对话信件，你们可以看见我们《南方周末》上海记者站是如何沟通与讨论的。我们是追求新闻之道的。
12月随想

　　1、
　记者与编辑既不能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也不能唯令是从，这当中是否有一个可以把握的尺度?
　　有朋友告诉过我，《远东经济评论》的记者与编辑之间就一篇稿子的沟通是一百个电话，相互支持、质疑、整合，我所理解的西方媒体的规模经济正是体现在此，这样高密度的整合才能让媒体大树吸取真实的东西长成一个观点果实。如果命题是确定的，主题是先行的，那么记者只是取料员，这其中新闻有何乐趣可言。
当我们采访一个事件时，我们只是一个未知的探险者，不知命运的浪头会把我们推向何方。
这是记者生存的意义，就本质而言我们是浪子。
　 每个职业都有进入艺术境界的触点，这也许正是新闻的触点。
　《南方周末》之所以能达至某种高度，正因于此。我接受过中央电视台记者的采访，很明确，他们有一个先行的思路，然后要你说框架里的话，但是我拒绝了，说了我想说的，于是一句话都不播出来。
我们不能对自已设限，我们不能仅满足于不说假话。
　
2、
　我们要相信读者的判断力，相信读者有能力去直面问题，说到底这是建立在对人的基本判断上的，是一种人文精神，也是自由主义者的基石。
认为读者是弱智的，我们是他们的精神保护者，只要我们提供了让他们精神愉悦的东西我们就占有市场，这正是专制者的逻辑。
我看过国内某杂志编辑的做法，他们允许谎言，甚至要求编辑以谎言获得读者的情绪，他们要求出杂志的女人要漂亮，他们任意给一个读者标上时尚的职业如&quot;IT公司公关经理&quot;。　　　　
　
3、
为什么我们要坚持给与反对者辱骂我们的权利，因为这是建立在我们并不是世界唯一者与唯一正确者的判断上的。对抗异化不能消灭他者，而只有协调与他者的关系。
我们不能控制任何东西，反对派并不是反动派。辱骂也是一种意见，表明意见的严重度。

4、
了解民生是《南方周末》最重要的，因为民生是真实存在的，是你无法改变的事实，是真实的，是你不能用中心词掩盖的。下跪的农民、滚滚东去的人流，我们看到的是事实不是思想。
　我们的一切所为是为了民生，不是为了思想，思想单纯的快乐不需要报人。那是直接作用在心上的力量，那是纸上滚动的心。
我们的力量，来自民生，如果这份报纸还有力量在&quot;时政&quot;报道突破的话，还能改变些什么，千万别忘了，那是民间给我们的，是我们努力报道民生而获得的，那是我们的大地。我们脚跟一离开民生，不要说和某些力量的斗争，我们，死期不远。
　　　
5、
　我们是不是既得利益者，南方周末是不是既得利益者。我们以前的使命感仅仅是空幻的道德感吗？我们是十二月党人？我们是良心安慰者。我们是为职业工作，为集团创收工作？没错，我们有老婆，我们要供房，我们又生了一批孩子，我们是报业集团的员工，我们的工号是……
　我拒绝&quot;编程&quot;，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人。任何人都会一方而来，八方而去，我站在这个平台上，自然会想到前面的人如何创造了它，为什么人们关注这份报纸，我们是为了继续吸引别人的目光，还是有更重要的事情。
　　　　
6、
我们有没有前面的记者那种大无畏的精神？我们能不能在报社内部有一个无障碍的真实氛围。许多人认为只有别人可以多提意见，而自已因为刚买了房。理想主义者，我们这么标榜自已，又有份美妙的机巧。我们与自已的年龄并不相称。天真者才有真天地。周末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我工作也不仅仅是为了给自已一个交待。

7、
如果是火炬，我们传递它。如果是能温暖自已的东西，为什么不传递给别人？如果认为是对的东西，为什么不说出来。如果自已错了，为什么不能改变他。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事，我们一直没有行动。
报纸是公器，新闻是历史的草稿，报人不自利。
我曾为《南方周末》写过广告语，但没被采用--白底黑字，几个书生一颗天下良心。冷霜热土，百万脊梁千年真理骨血。

--翟明磊

　　[说真话的力量]
　 &quot;阿太&quot;之后，作为一个记者来说，对我打开浙江的局面非常有帮助，很多敢讲真话的人信任我，纷纷向我报料。律师等职业的人非常想与我交朋友。
　对我的江湖传闻也多了起来。有个浙江沿海的律师，我到了那里，一定要请我吃饭，我说要吃的话就去普通的海鲜摊吧，结果一到那里，一桌子的人，全是当地知名企业家什么的。几杯酒下肚，他们就开始刺探我了：听说你是中央XXX的人。&quot;老杨，你以后肯定要升官了，你是XXX的人啊！&quot;
　我一听很可怕，但不理他们也不行啊，于是我一拍桌子，说：&quot;什么谁的人，都是党的人。&quot;
全席愕然，更不知我的深浅了。其实我那是什么特殊人物，我只是一名敢讲真话的记者而已。
某地一位正厅级官员因为我的文章而下台，但他并没有打击报复或是&quot;贬低&quot;我，而是在许多场合说，杨海鹏是XXX的人啊。
　　这就是讲真话的力量。
　你敢讲真话，人们往往觉得你背后有人，这也是中国社会的一个怪现象啊。
　 2002年8月，我离开了《南方周末》，江艺平主编在我之前就离开了。她这样的领导太难得了，以至于后来我很难去适应新的单位，我会以她的风度去要求自己的领导，但她的知识、人格、对记者的信任，很难有新闻单位的领导能做到。
　几年前，我在杭州调查，采访了一个银行的行长后，几个小时后，江艺平就打电话来说，请求不要发稿的说客已经到门口了，是她的同学。其实采访很艰难，我真想就此放弃了。那知江老师又说：&quot;这么一来，我更相信你调查的是正确的，那就发稿吧！&quot;
　她因为没有毙稿而得罪了很多朋友，在朋友们看来，主编想卡什么稿件都是能卡的。她有新闻人的素质，不避轻，不为贵，在她手下干活心情是非常愉快的。
　《南方周末》的浪漫在于，这是一张敢讲真话的报纸，有一个敢担责任的主编，我们都是寻找新闻价值的骑士，团结在一个伟大的女士周围。

　　我对自己的定位是记录者。
　记者应该是在大地上行走的记录者，他对事实应是没有成见的，有成见就成了检查官或是律师了。
　 记者是坐在审判席下的听众、看客，与三方都没有利益关系。
我认为，在新闻写作中用事实讲故事是不朽的，因为它是真实的记录。
其实，我理解，《南方周末》创办时期的初衷也是这个。它的创办人左方打出&quot;启蒙&quot;的旗号，他觉得&quot;五四&quot;以后，&quot;启蒙&quot;的任务并没有完成，他的方法是沟通知识分子和读者，成为他们认识社会的一个较好的窗口。
　中国实际上是&quot;城镇&quot;中国，如《故事会》这样的方式在中国的乡村有广阔的市场，它实际上就像中国古代《诗经》里的&quot;国风&quot;，宋代的《宋词》。《宋词》不就是古代的KTV点歌册吗？

--杨海鹏

　 &quot;《南方周末》一直强调人性化和悲悯情怀，追求文章的精美，所以会有一些比较情绪化的新闻语言、比较文学化的表达，我觉得只要不伤害文意和客观事实的真实性，文学化的表达有什么不可呢？普利策奖也强调，一篇好的新闻报道，除了对真相恰到好处的表达，它还要是一篇传世的好文章，文学性是它所强调的。

--陈海

　 2000年《南方周末》花8个版面做了北方大旱的专题，做得很感性，也颇具深度，获得了广泛的好评。2001年，干旱在中国的某个地方相似地连续着，而且另一种灾害也降临了--蝗灾。当灾害成为一种常态时，怎么再进一步做新闻报道呢？
　编辑陈菊红说，我们就做灾害在中国成为常态后，自然界对人类的剥蚀，而这种灾害的因又是人类自己种下的。专题的名称于是叫&quot;连续干旱和我们的家园&quot;。
　　在报道长江三峡移民时，江华写了这样一句话，他问船老大：
　　&quot;你的家在哪里？&quot;
　　&quot;我的家在水下，就在水下60米。&quot;
　后来，他在中央电视台就职的一个同学凌晨两点还打电话吵醒了他：&quot;不行了，你这句话把我老婆弄哭了。&quot;
　一篇好文章，并不是整篇好，而是说它在适时的环境、适时段落有一个出人意料的细节的提升。
　 江华说：&quot;观察更多的应该考虑如何去切入，切入的角度和态度，怎么去对话，观察对象如何反馈给你一种东西。进入之后，观察对象不把你当作一个存在物了，你就成功了，才能写好，记者存在了就僵了硬了。把自己隐藏的越深越好，记者看到的可以嫁接给别人，因为你采访时肯定有别人在场，你可以得到他看到的事实的证实。&quot;

]]> <![CDATA[解读新周刊]]> 2007-01-13T10:31:23Z 2007-01-13T10:31:23Z 2007-01-13T10:31:23Z tag:131812073.blogchina.com,2007://6038722 131812073 http://131812073.blogchina.com/index.html news0007@126.com 业务探讨 问： 《新周刊》创刊已经5年了，请谈谈《新周刊》创办的背景？

孙：这要从我的传媒情结说起。我参加工作以来，样样事情都与传媒有关。从校对到记者、编辑、版面设计、发行、广告，基本上各种岗位都做过。

1987年，我在一份叫《新舞台》的报纸当副主编兼发行经理、广告经理。在没有一分钱的情况下，我找到了一家影音公司，答应给8000块钱做广告，这8000块就成了启动资金。《新舞台》可能是中国第一份彩印娱乐报纸，跟当时的市场需求非常吻合，第一期就卖了15万份，第二期卖了30万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活下来并获得很大的经济效益，到我离开时，报社已经买了8套房子。

1992年，我和孙周创办了三九广告传播公司，我们商量好，挣钱后第一件事就是办报、办杂志。1993年，我们和暨南大学新闻系共同创办了省内刊号的《晨报》。我们研究了《今日美国》等国外成功蓝本，想办一份市场化、形态和做新闻的方式与当时的传统媒体完全不同的报纸，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把硬新闻软处理，通过活泼生动的视觉方式，达到愉悦的阅读感受，戏称新闻娱乐化。《晨报》的发行量一度达到10万份，后来却因为种种原因夭折了。但是，《晨报》末期却有意外收获，就是广东电台两个优秀的人才加盟进来，一个是现在凤凰卫视的主持人窦文涛，一个是今天《新周刊》的执行总编封新城。

那时，我们还想继续做媒体，接着又操作一本侨刊《七天华讯》。从风格和主创人员上看，这算是《新周刊》的前身。我们和香港M图片社合作，在广州采访编辑，在香港制作。当时M图片社的负责人刘香成，现在是新闻集团中国地区副总裁。与M图片社的合作教会了我们如何使用图片、设计版式以及利用新闻资源。《七天华讯》问世后虽然颇有影响，却不得不在7期之后的1996年1月停刊。

当《七天华讯》要停办时，我们获知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准备将一本原名叫《书报刊》的专业杂志改版，刊名改为《新周刊》，就想争取这个刊物来做。封新城带着原来《七天华讯》的编辑记者等了几个月，我也每天去出版局磨。最后，到1996年6月，局里终于确定交给我们来操作了。也许是因为看上我的执着和身后一支专业团队，另外，局里预见到以三九集团的实力，可以在资金上给予支持。

问：《新周刊》创刊号是如何诞生的？

孙：封新城、傅沙、杨子、张海儿等十几个人，是这本杂志最早的主创人员。创刊前封新城正式从广东电台调出来，而我能许诺给他的只是一张蓝图。他们组成的这个专业班底很敬业，时事生活的大方向在《七天华讯》时已经定下来，大开本新闻纸彩色黑白套印也和《七天华讯》一样，只是采编设计全部都由我们独立完成了。1996年8月18日第零期正式面世。
创刊号选择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合影做封面，原因之一是配合《中国可以说不》这个专题；第二是希望用中国最重要的两个巨人作为我们开篇的封面，能保佑我们顺利发展。我们一共设计了四款封面，全放上去了。卖的时候零售商可以随便选一个朝外，另外是为广告预留下位置。

封：我办《新周刊》，追根溯源，是被窦文涛拉进来的。孙总曾对窦说，你没有留下来很可惜，但你的贡献是把封新城带进来了，给我送来一个主编。

1994年的时候，在《晨报》炒更的窦文涛找到我，让我帮他编《晨报》的一个专栏版。之后，孙总在版面上发现了我，在炒更状态下，我任执行主编，窦任编辑部主任，组成搭档办《七天华讯》。记得上任那天，孙总介绍了我之后，等着我来一场激扬的发言。我却只说了两句：&quot;老板是做梦的，我们是干活的。讨论选题吧。&quot;今天听这话特酷是吧？其实，心虚着呢！这之前，我干了12年广播，根本没碰过平面传媒呀！

但我心里想法挺多的，都憋着呢。后来《新周刊》的很多选题，其实都是我干广播时自己在家闲着没事瞎琢磨过的。

我下决心来做这本不知前景如何的新杂志，跟我内心早就想办一本中国最好的周刊这个情结有很大关系。当然，不谦虚地说，我肯学习，什么印刷、版式、图片、栏目......，这些都是办《七天华讯》时学来的。所以，《新周刊》一创刊，特别有激情，有冲动......最重要的一点，就像我在发刊辞里写的，是和一帮专业、敬业的人在一块干呐！

问：能否回顾一下&quot;新闻纸时代&quot;的《新周刊》？

孙：新闻纸、大开本的《新周刊》一共出版了22期（没有第7期，但有零期）。全国发行，没有做任何宣传，每期发行两到三万份。

没有广告，一年总共花了一百多万。我们是在负债办杂志，全部资金从三九广告公司支出。看着口袋里的钱越来越少，下一期不知钱从何来的时候，心惊胆战。但这是我一直想做的事，也不去计较后果。封：这时的《新周刊》虽然还很小，但已经以一些创新的报道模式引起了读者和传媒界的关注，比如刁钻的角度、图片的运用及版式，比如融汇报纸和广播特点的标题，用最简捷的方式把事情讲清楚并且吸引读者。一些后来形成影响的独家栏目，像&quot;新周专题&quot;、&quot;看世界&quot;、&quot;新周新闻图&quot;、&quot;新周调查&quot;，这个时期都初步成型。我们当时并没有比照国内外哪本杂志去做，而是根据自己对传媒和市场的理解，尝试闯出一条新的道路来。

&quot;新闻纸时代&quot;《新周刊》的成员，是一群很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大家平均只拿一两千块工资，但每天都工作到深夜，一心一意想做出好东西来。即使《新周刊》止于&quot;新闻纸时代&quot;，也是一本在期刊史上值得记录书写的杂志。我认为它已经为整个中国的期刊形态和新闻观念开启了一种思路，贡献了一种模式。

问：三九集团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决定投资《新周刊》？

孙：办刊基本上把广告公司挣的钱花光了，我和孙周、封新城商量，出了22期《新周刊》，足以证明我们有能力办好一本杂志，但现实是要么停刊，要么交出去。当不得已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几条汉子在我的办公室抱头痛哭了一场。自从三九广告公司开始做报纸和杂志，三九集团的老板赵新先一直非常关注。在这个最困难的时刻，赵老板决定投资把《新周刊》办下去。和现在严格的投资方式不同，老板的决定更多基于对我们的信任和对传媒产业未来发展的判断。

1997年6月起，编务方面，一年内每月获得大约65万元的经费支持，另外在深圳成立三九文化发展公司负责发行。

这个柳暗花明的转变不仅让我们又活了下来，还把我们推上了一个新台阶。

问：为什么决定改成铜版纸胶装？当时只有时尚类杂志才这样做，并且一直有读者怀念那个时代的《新周刊》，现在看来改变形态是正确的选择吗？

封：几乎在同一时间，在香港一位广告商的建议下，我们决定改为铜版纸胶装的形态。我们发现新闻纸虽然满足了文人的阅读倾向，但广告商只选择印刷品质高的时尚类杂志投放。这次改变让我们学会了面对市场，是从文人办刊到按市场观念去经营刊物的一次转变。对于发行的了解，对于广告的了解，我都是从那时开始的，觉得不学不行了。

《新周刊》改版，看上去是一种形态的改变，但实际上思想也在转变。整个经营思路、观念全部发生了变化。从这个时候开始底地明白要走市场化的道路。

问：三九集团投入大量资金建立了一个发行网络，当时被《中国青年报》的报道称作&quot;航空母舰&quot;，它对《新周刊》的上升起的作用有多大？

封：应该用一个比喻，这像一次放礼花的过程。22个城市的发行部在最短时间内建立，《新周刊》一时间铺遍全国，对《新周刊》成为全国知名的杂志帮助的确非常大。而我们当时最好的几期也让发行方面尝到甜头，号外《中国不踢球》印了估计有20万册，《1997大盘点》一出举国轰动，然后是《我爱你》、《泰坦尼克号》、《弱智的中国电视》等。市场意识和市场手段的运用在这时充分显现出惊人的力量。

问：创办《新周刊》的过程中，可曾想到今天的规模？

孙：根本不敢想。那时候能坚持下来已经是意外之喜。

[方法论]&nbsp;&nbsp;&nbsp;&nbsp; &quot;一切都是方法论，办传媒也不例外。&quot;——封新城

问：《新周刊》的&quot;新&quot;表现在哪些方面？到底指的是什么？

封：我有三解：一、词汇。《新周刊》的&quot;新&quot;。宿命啊！二、破。就是打破。破除旧有僵化模式，就是当仁不让的&quot;新&quot;。这一点，大家在《新周刊》上随处可见。三、立。新视角、新概念、新表现等等，这差不多是《新周刊》最本能的追求。

周：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新周刊》的&quot;新&quot;：

首先是新思维。以往的传媒往往忽视新闻思维方式上的求新，这使得我们的报刊几乎是一个面孔，没有个性，也没有市场价值，很多东西因为思维方法陈旧、僵化而得不到表现，读者也看不到什么有意思的东西。《新周刊》讲的新思维就是要创造一种重新整合新闻资源的方法，比如1997年首创的&quot;年终大盘点&quot;就非常新周刊化。这个盘点里有两个东西是有价值的：一是&quot;十大&quot;的归纳和整合方式；二是&quot;愤怒&quot;、&quot;感动&quot;、&quot;忧伤&quot;等感性化的思路。这两样东西现在已成了众多媒体处理新闻素材的通用手法。

其次，《新周刊》的&quot;新&quot;指的是&quot;新观念&quot;。《新周刊》对新观念的强调表现为概念化的提升和对报道角度的重视。一个好的有价值的观念，只有&quot;概念化&quot;并且找到特别的报道角度，才具有传媒价值。一段时间以来，媒体中有大量关于新人类，甚至新新人类的报道，但&quot;飘一代&quot;就高出一筹，因为其中有新的观察点和新的观念，而不是停留在现象的描述和归纳上。第三，《新周刊》的&quot;新&quot;应该指的是一种全新的表现方式，这涉及到文字和图片、语言以及版式风格。理想的报道对于杂志而言，应该是把这两种语言形态统一到一起。《新周刊》在中国媒体中首先彻底抛弃了所谓&quot;配图&quot;的概念。在一个好的报道中，标题、文字、图片等要素没有谁比谁重要，而是都很重要，有冲击力的标题，有信息含量又耐人寻味的个性化文字以及很棒的图片，一个都不能少。早两年，读者对我们的方式感到新鲜，也有不理解的，但今天已经成为一种传媒惯例了。把以上三个方面归纳起来，《新周刊》的&quot;新&quot;就是&quot;新颖&quot;和&quot;锐气&quot;。正因为如此，我们把自己定位为&quot;中国最新锐的时事生活周刊&quot;。

问：《新周刊》5年来创造了很多引人注目的概念，比如&quot;飘一代&quot;、&quot;第四城&quot;、&quot;她世纪&quot;等等，获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同。有人因此认为&quot;概念化&quot;是《新周刊》发现和处理新闻的特点。对此请谈谈看法和体会。

封：其实，概念就是&quot;卖点&quot;。这体现了《新周刊》对新闻价值的发现和对市场的准确把握，它是《新周刊》式思维方式的必然结果。

周：《新周刊》的思维方式是一种直接的思维方式。这样的直接思维必须在形成主体概念的时候，撇开任何杂芜的枝蔓的因素，直接抓住问题的实质，再用简洁的语言表达出来。比如说你面对的现象，非常混沌复杂，有各种各样的东西纠缠在一起，有历史的现实的，看得见看不见的，但你必须给读者的是一篇清晰的明确的报道。所以，你只有通过对市场的把握、对于读者关注点的捕捉，根据你对题材的判断思考，再运用一种简洁的直接的方式去抓住要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必须有非常清晰的思路和足够的把握能力。

《新周刊》的概念诞生具备各方面的因素，常常源自一个偶然的线索提示。这就要求编辑必须具备敏锐的眼光、刁钻的思考角度。比如说&quot;飘一代&quot;、&quot;第四城&quot;和后来的&quot;她世纪&quot;等等，都是因为一些偶然的因素在里面起作用。第二方面，必须调动《新周刊》的一些基本思维方式，来重新发掘和整合外围资源。第三，对于语感的把握和玩味，也很重要。概念,直接的社会影响就是可能演变成口语，影响到人们的表达，影响到人们对一个事物的界定方式，精彩的概念会融入时代的语言洪流当中。

很多人认为《新周刊》的概念是凭空生造出来的，其实它本来就存在在生活当中，只是我们经过综合、观察、分析了大量现象之后才提炼出来。概念里面包含着独到的眼光和自己用心思凝视的一种观点、判断，观点有了大量的材料和对现象的充分认识作基础，才能转化为好的概念。

问：《新周刊》总是被人评价以&quot;策划&quot;见长，尤其是封面专题，策划的特点非常明显，《新周刊》自己是怎样看待这一特点和评价的？

封：编辑是干嘛的？不就是策划版面、策划选题吗？当然，策划在我们还被理解为找&quot;卖点&quot;：新闻里有很多东西，但不是都有价值，不是都能引起读者的兴趣，所以，必须通过策划去找到报道和阅读之间的关联性。

今天，新闻都是共同资源，能否处理得更加有技巧、有灵气、有思想，那是一种思维方式决定的。你叫作策划能力我也不反对。避开大家一窝蜂去追的那个方向，然后找到一个好的角度切入的方法，我想这的确是《新周刊》做了以后才被凸显出来的。

问：在很多人眼里，&quot;骂&quot;是《新周刊》的一大特色，社会生活中的很多现象，都被《新周刊》一一骂遍。对此，各方面看法不一，请评价一下这种报道方式的得失。

封：所谓&quot;骂&quot;，是对《新周刊》批判精神和新锐态度的通俗表述。我想本质上不是我们在&quot;骂&quot;，我们不过是通过这种方式表达读者所要表达的情绪吧。

周：其实没有哪篇报道是真的在&quot;骂&quot;，但批判的东西《新周刊》一直在做，从&quot;中国不踢球&quot;、&quot;弱智的中国电视&quot;、到&quot;病态传媒&quot;，《新周刊》的批判精神是一以贯之的。这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一种对新锐表达的追求。早些年中国传媒，平庸的东西太多，读者的感觉都麻木了，你必须用一种犀利的有冲击力的表达方式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当然，其中也含有我们自己的表达方式和所要代表的立场，对此，我们的原则是鲜明、不含混，不人云亦云，否则你会很快被淹没掉。今天，有人认为《新周刊》的批判精神不如以前了，这是事实，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有很多，比如，互联网所打开的意见渠道、读者口味的变化和我们自身的调整等。也许，有人不愿接受这种方式，但他却不能拒绝这个观点——因为这是正确的，我们不会为了作&quot;秀&quot;而说瞎话。问：如何评价《新周刊》报道的社会学意义？

周：《新周刊》的报道风格和报道的结果给社会学提供了比较好的研究文本。之所以这样讲，首先取决于它的观察点的在最前沿，它对当下社会现象的观察，是非常敏锐的。正因为这种超前的对社会新现象的捕捉和发掘，社会学的研究才能从中找到很多有价值的东西。

比如&quot;新周调查&quot;这个栏目，从第零期开始设置，当时做了一个消费性的话题，就是&quot;十元钱能干什么&quot;，后来在这个基础上就演变成了七城市的随访式调查。这种随访其实是对民间声音的原生态发掘，直接为社会学提供了有效的研究文本。另一方面，一些具有传媒色彩的大型的调查也很有价值，像&quot;80年代下的蛋&quot;，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协助下，对80年代后出生青年人的价值观和生活状态做了一次全面梳理，结果令人吃惊。我相信若干年后，《新周刊》记录的当代中国社会众生录将是未来的社会学研究不可缺少的生动而翔实的素材。

问：《新周刊》历史上哪几期是最值得被记住的？

封：按时间顺序，我心目中最应该被记住的一共有15本，它们对《新周刊》的发展都弥足重要，有些带来巨大的荣耀，有些却是惨痛的教训。

第一本：零期

我们的创刊号，封面是缔造和发展新中国的两个巨人。我把这一期叫做&quot;镇刊之宝&quot;。许多后来为人们所称道的栏目、版式、报道视角等，在创刊伊始就确立下来了。此外，对喜爱和关注《新周刊》的朋友来说，这一期的价值也是不言而喻的。我就听说有读者愿出价千元索购这一期呢。

第二本：《中国不踢球》

《新周刊》真正引起全国性反响，就是从《中国不踢球》这期&quot;号外&quot;开始的。应该说，它的轰动，不仅因为这个热点抓得非常及时，更主要的是表现得非常有个性。黑色的封面，白色大标题，简洁有力、一语中的、打破常规，达到了杂志与读者、球迷反应高度一致的效果。记得当时的责编龚晓跃把内容迅速编完后，我跟傅沙商量怎么做封面。我的想法是全黑，把现在这个标题用上去，虽然大家对此有顾虑，但最终还是大胆地用了。因为这一期，人们发现《新周刊》多个特点之一就是犀利、富于批判性。在球迷心目中，这一期成为绝版经典，王竣涛，也就是老榕，告诉我们，他把自己珍藏的一本送给了霍顿。

第三本：《1997大盘点》

&quot;大盘点&quot;现在被人们认为是一种报道模式，特别是年终媒体总结报道的一种模式。 &quot;盘点&quot;本身也成了很具识别性的新周刊的子品牌之一。这一期的销售数字比平时要高。到了第二年，你想不做读者都不同意。有些细节，当时我去深圳的路上，脑子就想着该怎么做，可能应该是&quot;十大&quot;之类的东西。想着想着，觉得&quot;痛快&quot;、&quot;恶心&quot;、&quot;愤怒&quot;、&quot;感动&quot;这些人们非常熟悉又易于表达情绪状况的词汇要是用&quot;十大&quot;来表述也许会很有趣、很新颖。当时总题叫&quot;清算1997&quot;，同时也和我们重要的合作者王安讨论这个题目，他觉得&quot;清算&quot;虽好，但太&quot;狠&quot;。后来我考虑再三，就用了&quot;盘点&quot;这个词。《1997大盘点》当时被《文艺报》用了八个整版转载出来，《新周刊》的封面登在头版上，大标题是&quot;借花献佛&quot;。这期和《中国不踢球》的效果一样好，这也是《新周刊》极为重要的一次升跃。两者相隔一期，算得上&quot;连环炮&quot;。

第四本：《我爱你》

那时，我们注意到情人节已渐渐成为中国的一个时髦、时尚的情调日子，加上之前我们恰好有一个《图说中国爱情》的题目，有了这样的基础，又有了情人节这样一个契机，我们就把它做成一个爱情特辑。做封面时，我就想能不能来个&quot;I LOVE YOU&quot;，有人接话说用&quot;我爱你&quot;不是更好？最后下决心用了。结果，这一期甚至&quot;火&quot;到成了情人们的情人节礼物。

第五本：《泰坦尼克号全内幕》

《泰坦尼克号全内幕》在制作上很精美，实际投入却只花了几万块钱买图片和资料。后来一个书商说，他在市面上收集了27本有关泰坦尼克的版本，最好的还是《新周刊》的这本。还有一个香港的资深杂志人看了杂志后说，精致到极点了，包括版式的转换到结尾，都可圈可点。这一期在发行上，是&quot;数钱&quot;的感觉，发行人员赚到了一大桶金，这一期和《中国不踢球》，使《新周刊》被读者评为&quot;号外专家&quot;。

第六本：《弱智的中国电视》

这是投向中国电视的第一颗重磅炸弹。当时，中国电视处于一种变与不变的尴尬局面，太需要道破天机的声音了！这一期强化了《新周刊》的批判姿态，也确立了《新周刊》在电视评论上的巨大影响力。此外，一个额外的收获是：我对形式的东西有了新认识。怎么讲？想想看，这期封面你还记得吗？不记得没关系，你记住了&quot;弱智的中国电视&quot;。因为内容点了受众的穴位！所以，形式永远是为内容服务的。我们要追求的是内容和形式的高度统一。

第七本：《世界杯世纪末大盘点》

我特别提到这一本，是因为它的失败。

当时，编辑部特别是发行人员在判断上有失误，自认为《新周刊》是大盘点专家，又跟足球有关，1998年的世界杯足球赛是20世纪最后一次，理应做一个大盘点。可是，这一本特刊无论从封面设计到发行，我们都遭受了一次非常惨痛的失败。

第八本：《城市魅力排行榜》

《城市魅力排行榜》的标题是最后定的，但大家做的时候都有了一个明确的指向。这期的专题奠定了我们对城市评价的影响力，用感性去描述常规事物这一做法也成形了。严格地说，这些评语原本就若隐若现于民间语文里，可是传媒人没有这么去想更没这么去做。我们看到了这个空档。其实，一个城市就像一个人，它有气质、性格、形状甚至色彩，关键在于你能否用一种恰当而别致的方式去发现和表现出来。这期的转载率是最高的之一，以至于许多人当我们的面引用，却完全不知道源出《新周刊》。还有的城市非常在意对《新周刊》自己的评价，甚至为此发起市民讨论。

第九本：《20年中国备忘》

《20年中国备忘》是一个合刊，我们做得很认真，总觉得《新周刊》在盘点历史题材方面是有驾驭能力的。事实证明，它将这类题材发挥到了一个极致。它有一个图书的思路，又有杂志的形态，所以比一般杂志更厚重，又比一般图书更具可读性。

第十本：《找个地方躲起来》

《找个地方躲起来》这一期，读者也认为很特殊，封面也非常强烈：一个人的面孔被完全隐藏在鲜花背后。《新周刊》从这一期开始放弃了用了一年多的大色框的设计套路。这个专题还提出了一种新的休闲观，城市人们劳累的心态被揭示出来，并为我们下一次做《不想再去的十个旅游胜地》打下了伏笔，显然，旅游题材可以作为社会化的热点来发掘。

第十一本：《戏说时尚》

《戏说时尚》的核心是在&quot;戏说&quot;。当时各种关于品味、关于格调的时尚已经潮流化了。我们用了一种很《新周刊》的方式，就是嘻笑怒骂地&quot;戏说&quot;，这是必然的，我常用&quot;借力打力&quot;这个比喻形容我们对一些题材的操作。你&quot;时尚&quot;，我&quot;戏说&quot;，往来之间真是一种瓜熟蒂落的感觉。

第十二本：《20世纪的100张名片》

《新周刊》也出一些应景之作。但这还是跟我们对市场的判断有关。&quot;100张名片&quot;是一本应景之作，但应该说是所有这类题材的期刊中最别致的一本。起因是我注意到英国BBS的一次有趣举动，将一些最能代表某个年代的日常用品如避孕套、名片、假睫毛和成人杂志等物品封存起来等到50年后才能启封。这种做法里面有一个思路，从小的细节出发来看时代的大变革，这很有趣，也很深刻，有一种智慧的东西在里面，而所有这些都是《新周刊》所擅长的。所以这虽然是一本特刊，却很能体现《新周刊》的独特思路。

第十三本：《飘一代》

&quot;飘一代&quot;可以说是《新周刊》发掘的最有传播学和社会学价值的概念了。关于这个概念的产生我在很多场合已经说了很多，关键的一点是如何将你琢磨了很久的深层次的东西用最符合媒体和市场的方式表达出来。为此，不断的探讨是重要的，其中，当&quot;漂一代&quot;转化为&quot;飘一代&quot;的时候，一些最具本质性的东西就呈现出来了。特别要提到的是，恰在专题操作的同时，我看到了米丘的雕塑。于是，&quot;飘一代&quot;的视觉识别形象也有了。

第十四本：《第四城》

这个专题可以说是《新周刊》城市评论的登峰造极之作。它在成都引起的反响已超出了杂志本身，这体现了《新周刊》对市场的敏感和把握能力。《新周刊》创刊四周年之际，我们到成都开听评会，一些随意的谈话给了我启发。我听到记者问，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四地开听评会，是因为成都在你们眼里有这样的地位吗？但&quot;第四城&quot;的创意从根本上讲还是来自于《新周刊》从零期就开始体现出来的在造&quot;榜&quot;方面的思维优势，加上此前《城市魅力排行榜》的成功；而从读者的角度看，以榜的形式来比较和衡量事物的优势高下，一直是很常见的思维习惯和兴趣，两方面结合到一起，&quot;第四城&quot;的提法就一点也不偶然。

第十五本：《2000中国电视节目榜》

从1999年《中国电视节目榜》单纯的专题报道，落地为以大型观众调查为基础，结合大型颁奖晚会的&quot;2000中国电视节目榜&quot;，充分体现了《新周刊》在品牌创造方面的强烈意识。值得一提的是，《2000中国电视节目榜》是《新周刊》第五次将电视作为封面专题报道的内容。有人觉得《新周刊》老抓住电视不放已显老套，但事实上，从《弱智的中国电视》到这个电视节目榜，《新周刊》对中国电视的关注已经远远超出了两年前的批判层面。这是一个进步，背景不同了，媒体的姿态也要调整。这一点，你可以从《新周刊》的一些所谓&quot;姊妹篇&quot;专题看出，比如从&quot;我爱你&quot;到&quot;爱情之死&quot;、从&quot;城市魅力排行榜&quot;到&quot;城市败笔&quot;等等。
[视觉]&nbsp;&nbsp;&nbsp; &quot;激情、锐利、简洁、舒展、细节&quot;——封新城论《新周刊》视觉风格

问：《新周刊》的视觉设计原则主要是什么？

封：：《新周刊》对读者最大的冲击直接来源于视觉。

从《新周刊》创刊开始，就不存在没有图片的报道。我认为即使没有所谓&quot;读图时代&quot;的来临，任何时期的读者对阅读都有图像上的要求，也就是希望接触到更贴近、更直接、更现场的表达方式。在电视、电脑带来的声像冲击之后，平面媒体理所当然也应当丰富自己的表现形态。当《新周刊》的记者编辑发掘一个题材，最终完成一个报道的时候，他所面临的并不只是写一篇文章，而是实现一个版面，图与文字发挥各自作用又互为补充，这才是最终的完成。

第二是版式的风格。在改变期刊旧有粗糙版式的前提下，让阅读者更明了、更舒服地去看，是最基本的原则。当然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有自己的审美标准，很多细节，比如标题的字体字号、栏标、分栏格式甚至图片说明的写法等，都在整体的审美原则下逐渐形成固定格式，最终又汇总成为一种视觉风格。

恰好在这方面我们找到两位顶尖人物，一个是一起合作《七天华讯》的摄影师张海儿，另一个就是美术总监傅沙。我们其他的编采人员也跟他们学到了媒体对视觉形态和视觉元素的一些基本认识和技巧。傅：实际上所有设计首先要符合媒体的功能性，再在功能上提高它的审美趣味。《新周刊》在阅读上希望形成干净、朴实的风格。

问：《新周刊》的封面设计是根据什么决定的？

封：每期《新周刊》都会有一个卖点，主要是专题，而封面是实现内容卖点的载体。把113个封面放在一起，会发现调整变化的轨迹非常明显，从纯粹追求视觉冲击、到美女当道再回归专题化设计，其中的过程充满了辩证与发展。

封面设计最惨重的一次教训是用一双放排工皲裂的大手，结果销售滑到最低点。这使我们深切地意识到所谓个人趣味是多么微不足道。从《回归特辑》这期开始，我们尝到了设计的甜头。接下来的一个时期里，设计因素和市场因素方面的考虑交叠在一起，我们的选择是用色框强化视觉，用美女讨好市场。尽管很多人认为我们恶俗了一把，但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时代》封面放上一堆垃圾你也觉得它独具匠心，因为它是极度成熟的品牌。因为当时我们处在初创和成长期，品牌影响尚未形成，从销售来说的确需要这个。

到1999年第一期《20世纪爱与恨》，是我们最后一次使用美女做封面。这时《新周刊》的市场地位和品牌影响力已经相对成熟了，我们开始用自己的意念化的设计把专题体现在封面上，结果证明封面设计反过来可以影响到读者了。这是以傅沙为创作核心的集体性的工作，有成功的也有很多不成功的例子。傅沙在这里面的核心作用非常明显。他长期从事广告和美术设计的功力得到充分发挥和体现，反过来，我对他从旁帮助和规范，假使出现矛盾的话，我会站在读者的立场而非设计立场作决定。同时我们一直坚持把每期的封面传给各个发行点，让他们提出意见，他们会对设计元素、色彩等等都提出意见，一般来说，用颜色比较暗的，或是画面比较混乱的封面，市场反映都不佳，这些反馈都会影响我们接下来的设计。经过这么多期之后，我们慢慢找到了自己的视觉语言、识别的标志，思路比较清晰了。

傅：从封面来讲，在&quot;新闻纸时代&quot;设计充满激情，后来有一段就以美女为主，那是为了适应市场的需求。我自己比较满意的是创刊号，还有《香港回归特辑》。这两期封面都不错。改成铜版纸后，《中国不踢球》这本概念挺好的，还有国庆这期（49期）不错，从《找个地方躲起来》开始，就逐渐抛离摄影元素来设计封面了。

问：《新周刊》对图片的运用一直处于国内传媒的领先地位，使用原则是什么？图片资源如何调动？现在仍然领先吗？

封：从细节上就可以看出《新周刊》在一些栏目，比如&quot;新周新闻图&quot;、&quot;看世界&quot;、&quot;图片故事&quot; 、&quot;摄影日记&quot; 有很多集中通过图像语言来表达的部分，这对一个传统的传媒工作者来说是全新的做法。要明白图像本身也是语言的一种表达方式，我们做的是纸传媒、杂志，它怎么区别于一般性的新闻媒体？怎么利用这些视觉元素去创造阅读价值？这些认识是我在和刘香成的合作中学习和体会到的。

由于对图片的重视，《新周刊》在这方面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和财力。一方面在创刊的第二期开始就和国外著名通讯社建立固定合作关系，利用他们庞大的现代化的图片传输网络，每天在电脑终端上接收来自世界各地的高水准新闻图片。我在编辑部谈到对卫星图片的使用时，总是强调，这相当于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有最优秀的摄影师在为我们打工，用不好就太不像话了。另一方面建设自己的摄影队伍和周边作者队伍，目前已经形成为一个摄影部，拥有数名专业摄影记者、专职图片编辑和数万张图片资料的储备。也许还没有达到国外的水准，但至少是按照高品质与高素质来要求每一张图片的。

傅：作为一本非摄影专业刊物，《新周刊》在摄影界的影响力还是蛮大的。大家原来认为它就是一本时事生活杂志，只是在包装方面可能层面比较高一些，没想到在摄影行业内有这么大的影响。这是一种执著造成的效果。

但是，我们在影像上的实现并没有做到最好。在创刊的头几年，我们在图片使用上一直领先，有相对稳定和具有职业精神的摄影队伍。后来，国内很多杂志也开始重视图片，现在有一些做得很不错。整体来说，国内外杂志的图片水准仍然相差很远，这里面主要是摄影师的综合素质问题，不是技术好就行了，必须不断地努力。在&quot;图片故事&quot;中我们采用了很多海外稿件，就是因为国内从事系列题材拍摄工作的人确实很少，好稿件也非常少。

问：一些以视觉语言为主的栏目比如&quot;摄影日记&quot;、&quot;图片故事&quot;、&quot;新周丽人&quot;的阅读价值体现在哪里？

傅：这样的栏目的存在作用是透气、留白，在大量文字中起到调整阅读节奏、赏心悦目的作用。应该给人很爽的阅读感受。如果结果不是这样，肯定不是栏目本身设置的问题，而是我们实施不到位的问题。

封：我阅读过那么多读者来信、听到过那么多人的当面质疑，为什么还坚持保留&quot;新周丽人&quot;这样的栏目呢？因为这些易于通过图片表现的题材，在整体上形成与新闻报道互为补充的作用，并且我们中性偏男性的定位也决定了读者对这类题材的兴趣。在一定层面上，这类栏目起到调节前后关系和调剂阅读情绪的作用，并形成一种特殊的识别。我同意傅沙的观点，在执行过程中，我们还有很多不到位的地方。

问：在设计方面《新周刊》输出过人才到其他媒体吗？

傅：比较一下《新周刊》和国内几本知名杂志版权页上摄影、设计人员的名单，就可以发现我们已经输出了不少人才。至于采编人员就更多了，不是有人对封新城开玩笑叫&quot;校长&quot;吗。

问：如果主编和美术总监对设计发生矛盾，究竟谁说了算？

封：当然是我。因为我的定位是一个编杂志的人，而不是一个简单对文字进行编辑的人。我必须站在市场、读者的立场，对整体做出判断。我自己也是在不断学习的过程当中，大概有50%~60%的封面设计我参与了意见，甚至直接提出创意。而更多的设计被我否决，重新创作，最多一次我的桌上摆了6个封面设计方案。

问：请用几个词语概括《新周刊》的视觉风格。

封：激情、锐利、简洁、舒展、细节。

[经营]&nbsp;&nbsp;&nbsp; &quot;《新周刊》不是一本杂志，而是一个品牌。&quot;——媒体观察家潘燕辉的网上评论

问：《新周刊》的自我定位变更过几次，都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提出的？
封：到目前为止一共四次。第一次是&quot;我们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新一点&quot;；第二次是&quot;要看就看《新周刊》&quot;；第三次是&quot;好看就是《新周刊》&quot;。很长一段时间内，新周刊一直没有特别地为自己找定位，因为当时我们太新了，这种态势可以掩盖一切，觉得不需要用理性的方式来分析。
后来，陈若云来到《新周刊》，她以职业广告人的触觉，提出了&quot;中国最新锐的时事生活周刊&quot;这个定位，我们的模样比较接近于清晰了。尽管有评论认为这仍然是一个概念性的定位，并没有准确地描述出我们是做什么的。但中国传媒市场的现实如此，非常明确的细分化阅读尚未形成，读者的社会群体特征尚未明确。有时候只有感性的方式才能在不间断的变化中涵盖住合适的读者群。在新的定位上，每一个探索者都要付出差不多相等的代价和牺牲，我觉得我们这种牺牲是逃不掉的。到现在为止，根据市场变化调整定位仍然是我们的课题，这是实话。

问：《新周刊》创刊一年多的时间里，似乎一直是在经营内容而不是整体品牌？

封：最初的《新周刊》只是内容建设者，仅仅是一群文人或传媒热爱者在办刊，提供的是阅读层面上的产品，当然那时的购买者也觉得不错。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传媒最终必须走上经营之路，才能获得最后的成功。初期的状况也是我们这些创办者的背景和兴趣决定的，虽然知道行销的重要性（《新周刊》创刊号上就留出一个广告页，上书&quot;最好的品牌选择最好的杂志&quot;），却不知道如何展开。所以，新闻纸时代，我们既没有广告收入，发行上也毫无章法，全凭一股单纯的热情坚持着，最后几乎活不下去了，这个教训非常惨痛。

问：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quot;品牌经营&quot;的重要性？尝试过什么办法？

封：1997年6月，我们找了一家香港广告公司做广告代理，希望局面能够改观。这时赵老板也决定支持我们了，总得对未来的经营有所预期吧。这家广告公司接受做代理的先决条件是要求我们改为铜版纸彩印。但是我们并没有像现在新做一个媒体这样开始严格的赢利规划，很多东西仍然是即兴的、不规范的。和这家广告公司的合作也并没有获得很大回报，半年之后，大家结束了合作关系，我们成立了自己的广告部门。

改版之后我必须思考整体经营的问题，这样就要对产品特性、这个产品的市场特点、市场运作的基本规律有基本认识，机会面前我们开始考虑到必须把《新周刊》作为一个品牌来进行经营，除了内容优势突出之外，还要进行广告、发行等等环节的市场经营。

&quot;中国最新锐的时事生活周刊&quot;这个定位确定下来以后，无论内容建设、广告经营、活动推广都是围绕着它展开，社会上反映也非常直接。&quot;新锐&quot;这个概念准确抓住了当时的社会心态，也准确的表达了以《新周刊》为代表的这样一些媒体所做的突破性举动与特性，所以马上就成了流行词汇。这个概念迅速地扩大开去，形成对一种新生的成长中的力量的通行表述，这是一种非常符合跳跃式发展的社会所渴望和提倡的力量。《新周刊》就这样开始带着品牌的力量在市场上获得成功。

问：重要的转折是什么时候？

陈：1998年3月，《新周刊》要找一个广告副总监。我刚好来三九广告公司面试，孙总就问，你愿不愿意去《新周刊》。我一直在广告行业，对传媒的经营、销售没有经验也没有兴趣，所以当场就谢绝了。可是回家一想，从前都是策划客户的品牌，从来没有这样好的机会来主动操作一个品牌，为什么不可以尝试把《新周刊》当作一个传媒品牌来推广呢？

广告部成立之后，在三大城市花很多钱做了专项市场调查，确定品牌定位，考虑以什么切入点开拓市场。《新周刊》的内容已经做得很不错了，而且当时除了几本时尚类杂志外，市场上同档次的竞争者很少。但是我们的难题在于没有与任何一家广告公司或客户形成接触，行销网络完全空白。而我们又没有很多的经费做豪华式推广，比如请客户去泰国旅游什么的，怎样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吸引注意力呢？广告部的同事一起想方案，我们提出在广州、北京、上海三大城市能找到的最高会议室连续举办媒介推广会，每场会议的当天，分别在《广州日报》、《北京青年报》、《解放日报》上发布1/4版的广告，画面上一个锐利的箭头直指广州国际大酒店、北京中央电视台、上海东方明珠塔顶楼，广告标题是：在城市制高点，了解中国最新锐的时事生活周刊。从请柬（一本小册子，每一页是《新周刊》的一期封面，最后一页才是邀请信）到catalog到现场提案，都经过精心准备。这三场媒介推广会拉开了《新周刊》品牌经营的序幕。虽然请柬早已发出去，广告见报之后仍然源源不断地有人打热线电话希望出席，给参加的广告公司和客户代表留下的印象也很深。我认为这次活动是最重要的转折。可能今天看来，也带有《新周刊》强烈的作秀色彩。

问：广告经营的策略是什么？

陈：一方面我们通过客观详尽的市场资料和专业服务进行说服，另一方面在中国做事人际网络非常重要，两者缺一不可。我们在推广会后的三个月内建立了初步的网络，关系建立起来了，可是仍然没有立刻获得广告订单。孙总非常着急，每天都对我们说，要贴身肉搏。但是我相信聘请大量低薪业务员使用疲劳战术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坚持的策略是为了《新周刊》长期发展争取合适的客户，即国内外的著名消费品牌，特别是偏向中性的。一旦为了短期利益大量吸纳低端客户，所有的前期努力都白费了。不久，我们接到了诺基亚的订单，然后是佳能。就这样，整个广告经营逐渐上了正轨。从1998年年底开始，广告收入可以维持编务开支了，我们现在的各种活动和延伸发展的资金也都来源于此。

问：广告经营和编辑思路有矛盾怎么办？

陈：做经营最大的好处是可以直接跟市场打交道，了解批评的信息，然后反馈回来，让编辑部作为参照。这是经营对编辑部的一种推动。封总说过一句话&quot;让市场当社长，让创意当主编&quot;，《新周刊》最终的指向是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但从另一方面，中国的传媒市场仍然非常不成熟，包括读者、发行商、广告商，他们在一个相对混乱的时期都会对媒体提出诸多不甚合理的要求，比如以投放广告作筹码要求做软性宣传。说句实话，中国的媒体现在还没有资格像《时代周刊》或者《新闻周刊》这样硬起腰板来说不管出多少钱，也甭想让我们为你写一个字。我想我们的原则是在保持自己独立性的前提下，有限度地妥协，这是比较现实的一种态度。我不主张彻底屈从于市场的压力，如果一个媒体完全丧失了自己的声音，它的生存时间也就很短暂了。

问：有评论说，《新周刊》是&quot;中国最善于作秀的媒体&quot;，这也是经营方法之一吗？

封：我有时候开玩笑，说谁要是写这样一篇文章&quot;《新周刊》：我秀故我在&quot;，是一个好题目，估计很多人都会会心一笑。实际上我们确实做过&quot;我秀故我在&quot;的专题。照我的理解，&quot;秀&quot;是这个时代市场操作的一种元素和方法。毫无疑问，作秀的根本目的是调动市场资源，不但我们这么说，经济学家和其他同行，也会这么说。

《新周刊》作秀一方面是在报道上的张扬态度，时常摆出语不惊人誓不休的架势。比如连载&quot;批判新周刊&quot;，读者有不满意的地方，你都让他去煽，我们照登，可是别人可能理解为秀的姿态，时间长了，连自己也相信不过是作作秀而已。但这就像互联网说它是注意力经济一样，注意力经济不仅仅是互联网的问题，任何一个产品都有注意力的问题。作秀就是把注意力带入到你的产品生存和发展过程当中。

另一方面的&quot;秀&quot;是《新周刊》频频以活动家的面目出现。《新周刊》创刊的第三个月，1996年10月25日就主办了周华健在国内的第一场演唱会。当时所有员工都到体育场卖杂志，卖周华健的小册子。首次作秀赚了60多万，很快就花到了《新周刊》里面。第二次是王菲演唱会，又是一个女巨星，没赔也没赚，但扩大了影响。第三次是&quot;2000十大新锐人物评选&quot;，跟湖南卫视进行了合作。第四次是&quot;第四城&quot;，为这一期专门在成都喜来登酒店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取得的效果不言而喻，一下子让《新周刊》在成都家喻户晓。第五次是&quot;2000中国电视节目榜&quot;，因为《新周刊》对电视的数次发言已经形成很大的行业影响，在海南举办的地面活动首次云集了两岸三地最具影响电视精英和娱乐方面的人士，绝对可以称作超大规模的&quot;秀&quot;。这场&quot;秀&quot;对电视节目和主持人的评选结果，时至今日仍然反复被各种媒体引用。第六次是在深圳协办&quot;愿望2000&quot;新千年祈愿活动。《新周刊》到现在为止仍然在综合类杂志当中保持一个&quot;丽人&quot;栏目，都是坚持&quot;秀&quot;的意思，因此派生了一家公司就叫&quot;新周丽人秀&quot;。

&quot;秀&quot;就是张扬的展示，展示是经济形态中的一种。

如果今后有任何一个作秀的机会，我都不会放弃，但技巧会提高吧，至少不能让大家觉得反感。

问：《新周刊》目前的品牌经营包括了哪几个层面，它的基本概况怎样？

陈：从我的理解来讲，任何一个媒介在第一个层面上的经营肯定是单纯的广告营销。《新周刊》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已经做得不错，我们希望争取到的国内外重要的品牌，95%以上都展开了合作，网络上和全国超过300家大客户及广告公司保持着长期的密切联系。但是只靠一条腿走路是非常危险的，今年网络泡沫一褪，许多媒体，包括我们在内，营业额唰啦就下去一块。品牌经营的第二个层面应该利用网络来赚钱，进行额外业务开发，比如说帮其它媒体进行广告或发行的代理，因为网络是现成的共享的，只需要在这个网络上附加项目。现在是中国媒体飞速成长的一个阶段，很多新生媒体没有系统的品牌推广能力，那么它需要寻找另一个机构的帮助去实现在短期内的赢利目标。但是从长期来讲，它一定会自己收回经营的自主权，所以这也只能成为特殊过渡期的一种赢利模式。第三个层面是能够运用品牌本身的影响创造新价值。比如《国家地理杂志》，它发展出了电视节目、丛书、录像带、图片库等种种副产品，这种在一个媒体品牌经营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自己的核心优势，然后做延伸的经营模式，当然最理想。广告经营到时候只是成为收入的一个主渠道，而不是单一的渠道。媒体在这个阶段更像一个企业，需要现代化的管理，经营品牌的意识更必须贯彻到每个细节。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化。无疑我们离这个阶段还差得太远。

现在都说媒体是最后的暴利行业，实际上广告总量并不可能跟随媒体数量的急剧膨胀而同步上升，也不可能把所有的期望都寄托在WTO上。专注于增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把每一个动作的前因后果都想清楚，是比较切实的做法。


[争议]&nbsp;&nbsp;&nbsp; &quot;读者、同行的批判、指责、埋怨或者嘲笑对我们是好事。&quot;——封新城

问：这一两年来，《新周刊》编辑似乎陷入了模式化的陷阱？

封：两点。一、我可以理解为这是在赞美《新周刊》。模式是创造能力的体现，你能够创造出模式，被人们津津乐道，甚至发展到今天的诟病，这首先是肯定你。我觉得读者、同行的批判、指责、埋怨或者嘲笑对我们是好事，不是坏事，是在推动你设法登上一个新的台阶。二、我承认我们面临所谓&quot;模式化&quot;问题。开个玩笑——《新周刊》连&quot;新&quot;都不怕，还怕&quot;改&quot;吗？


问：有很多人评价《新周刊》不像一本杂志，更像一本书，您怎么看？

封：做《香港回归全纪录》时，我们在几天之内把它赶出来，我当时的要求就是像书商一样去做这本书。但这不过是一种方法，一种彼时彼地最合用的方法。

之后的很多选题，《新周刊》都采用了这种书商式的操作，不放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来看很难判断这种做法的得失。必须看到，那时的媒体，很多方面不如书商敏感、灵活。这里面你可以看到两点：一、我们利用了当时一般媒体僵化、不如书商灵活这一点创造了自己的市场卖点；二、它在一段时间里是我们&quot;专题&quot;的重要特征，但不是全部，事实上并不需要用这种方式来表达的东西，我们会根据具体情况处理。

《新周刊》像一本书，是指它一部分突出的特点，但我想读者也不会完全这么理解，除了专题，里面同样会读到好看的图片故事、好看的摄影日记、好看的人物报道，还有其他的一些好东西。但是，可能由于专题太强了，就把那些栏目挤压到了一个比较难以受关注的地步，这是我们处理上值得反思的地方。事实上，《新周刊》将根据现在的自身的特点和市场的需求来做相应的调整。

问：5年前，似乎遍地都是好选题，现在的《新周刊》在选题上却似乎江郎才尽？

封：《新周刊》是个集体，它的血液必须不断地更新，而我们目前在这一点上似乎碰到了难题。事实上，一本杂志一个媒体不能指望只靠一帮人、一点才艺来做，只有遵循传媒规律并辅以相应的管理模式和充足的人才储备才能保证旺盛的生命力。
《新周刊》从创办、成长到得到广泛认同的过程，其实也是中国传媒发展的缩影。在早期，许多题材《新周刊》一碰就&quot;火&quot;，因为那是空白地带。现在竞争对手多了，《新周刊》的很多方法都成为普及的做法了。我们必须针对新的客观环境、读者情况，提高和调整。

方法是应对于对象的，至于选题，会尽吗？当然不。

问：《新周刊》染上网络时代连篇累牍摘抄的通病，原创的比例比过去少多了。

封：严格地说，《新周刊》一百多期里80%是原创，这个原创不只是说文字的原创，而是观念表达和资讯整合的原创。

在去年网络发烧的时候，《新周刊》也的确染上了&quot;网络病&quot;。这个问题我们也注意到了，我们的核心成员在这上面已经开始了自省和自我调整，今后会减少这种情况的出现。但是，我强调一点，对于互联网自由、灵活、轻快的精神本质，我们传统媒体必须学习、必须面对。这样才能抓住年轻读者的视线。
真正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是：我们把互联网这东西吃透了吗？怎么在互联网这种格局下办好传统媒体？这个命题不会因为互联网进入低潮而消失。

问：《新周刊》输出了不少重量级人物，却似乎没有来自其它媒体的重量级人物加入？

封：我是多么欢迎重量级人物加入啊！

没有更多传媒高手加入的原因，可能跟我们本身就有不少高手有关系？我不肯定，也许我们的核心成员以及我们的结构，对其它一些高手来说可能是一种压力。如果外界有这样一种心态也是很自然的，这个跟我下面的观点是吻合的。我的观点是说，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高手的流动并未匹配相应的市场机制。我不否认，许多高手对我们的团队而言也会是重量级人物，但这个高手的流动要靠什么来支持呢？不是一个简单的政策，首先是价钱，可能相当高，但市场还难以支持重量级人物在这个价钱上流动。其次还有地域因素的限制。所以，我常说，传媒市场的真正形成，是以重量级人物的自由市场流动为标志的。

[下一期]&nbsp;&nbsp; &quot;这三个字里的紧迫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强烈。&quot;——封新城

问：如何评价目前传媒市场的竞争状况？
封：你知道，没有对手的孤独是真的孤独，竞争的激烈不是我们害怕见到的。我有这么个比喻：一条破冰船开启的不过是一条水道，而一群呢就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个大洋，市场就是这么回事，有竞争才会有提高，才会有收益。

我们自己当然看到了，我们现在已经不是遥遥领先的那种单打独斗的局面了，同行追赶速度之快，快得让我们吃惊。现在的形势是：绝大部分的媒体已经度过了休眠期，都开始动了，特别是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以来的资本介入高潮，一下子让传媒的竞争起点发生了质的变化。是啊，即使是为了取悦资本，大家也该好好表现一下吧。去年我曾预感财经类杂志会成为

2001年的杂志新浪潮，果然是那么回事。不过，一切都会应了那句老话，大浪淘沙。

我的看法是，我们作为行中人能看到的世界顶尖水平的各种花样，读者同样也知道怎么回事。所以，如何把全球传媒的资源优势与本土采编力量的建设结合好，是传媒人士的首要课题。一方面，以《读者》为代表的期刊形态，依然有不下十年的市场空间，这是国情决定的；另一方面，城市杂志的竞争会在短期内白热化。《新周刊》的五年中，很长一段时间是把时尚类杂志作为竞争对手的，但现在呢，时事生活这个领域，北京有两本，上海有一本，广州有一本，跟我们形态最接近的这几本杂志差不多快变成贴身战了。结果会如何？到时候，市场和资本会发言的。
问：在这个新世纪，读者的阅读需求发生了哪些变化？

封：变化大，太大了。而且还快，快得跟拿鞭子追你似的。
读者的智慧因互联网而彻底爆发了。不夸张地说，你玩儿的那点东西，在一些读者那里可能根本不是什么新鲜货。所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一点不假，不新、不时尚、不深入、不是一手，人家就不买你的账。

读者要什么？好图片、好版式、好报道。一句话，还是要好看呐！

问：五周岁的《新周刊》打算怎么走下去？

封：变。当变则变。

对《新周刊》来说，已经锻造出了这么一个品牌，可这个品牌和品牌背后的团队还能做什么？也就是如何让这个品牌得到延伸？这就是我们最迫切的课题。
&quot;迫切&quot;这个词一直贯穿了《新周刊》走过的5年，不是你现在问《新周刊》该怎么走，我才考虑这些问题。其实，每做完一期，这个问题马上就会摆在面前。下一期、下一期，压得都有点透不过气来。我早就想过，要是我写一本关于《新周刊》的书的话，书名就叫《下一期》。
&quot;下一期&quot;这三个字里的紧迫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强烈。

]]> <![CDATA[深度报道的问题]]> 2007-01-12T10:57:49Z 2007-01-12T10:57:49Z 2007-01-12T10:57:49Z tag:131812073.blogchina.com,2007://6036448 131812073 http://131812073.blogchina.com/index.html news0007@126.com 心情 准备中的问题
■对事件中提出疑问，是发现报道角度的办法
第一步是解析选题。
在我们选择一个题材做深度报道时，这个题材一般已经有媒体报道。我们可以收集这些资料，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寻找兴趣点——所谓兴趣点就是这件事有什么让你特别有兴趣，特别关注。兴趣点不是对这个事情有什么评判，说谁对谁错，应当从读者的角度去想有什么是媒体没能报道出来、而我特别想知道的。
比如这两天本报报道的“滴水茶事件”，说的是这次书市上，几个贫困山区的小学生到北京来摆摊卖茶挣学费，北京市民纷纷解囊。
当时报道普遍选择的角度是爱心，并对此事进行了连续报道。
一个普通的记者看这件事情，看到的只是它的感人之处——小学生、贫困、自己挣学费，不思考的读者看到的，也会是这些很表面的东西。但是，做深度报道的记者，应该不仅仅看到这一点。
让我们首先分析这些资料：
有一个让人疑惑的地方是，这些小学生怎么来这里？为什么来这里？以他们的智力和阅历，他们不应该知道用这种方法来筹集学费，也不会知道北京有这样一个书市，能够吸引如此多的民众。是谁告诉他们这个信息的？是什么人知道这样做会吸引普通群众的爱心，于是让他们这样做的？他们这样做的背后，会不会是有人操纵？如果有，操纵的原因是什么，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是什么造成一个好事却不得不用炒做的手段来办到？这应当是我们的入手点之一。
根据这一兴趣点，我们去做充分得调查，如果有结果——无论是什么结果，都会是一个很好的深度报道。
另有一件事情是可可西里招募志愿者。大家都知道，在可可西里，和盗猎者的斗争非常惨烈，著名的野牦牛队也曾经伤亡惨重。这次居然来大城市招募志愿者，这些来自大城市的志愿者从来没有在那种艰苦条件下生活过，无疑很难去与那些盗猎分子都斗争——这肯定是作秀。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做秀？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他们这种做秀？
找到了这一角度，就可以由此进行深度报道了。
■不同的问题，找最有能力回答的人回答
在采访之前，应当分析选题，做好采访的准备，即列出需要采访的人，和他们合适回答的问题。我发现现在咱们的新记者常常把一些不该由某个采访者回答的问题问给这个人，比如采访一个什么事，就找到当地政府负责人，然后什么都问他，就出来一篇稿子。并不是一个主管领导就能回答所有问题的。
比如去年咱们的记者报道那个反腐扑克的事，这件事情至少应该采访发明者、使用者和针对者，可以据此列出他们各自合适回答的问题，然后进行采访。但是那次做这篇稿子的记者就只采访了政府主管部门，就做了稿子。
采访中的问题
关于采访，我想说3个关键问题，是咱们的新记者常常有混淆的问题。
■记者的任务是了解事实，不是难倒别人
记者不能做被采访者的传声筒，也不是被采访者的敌人，而应当作事件的记录者。你的任务是想要了解事实，你得到的结果是对事实的解答。现在有些人走入一个误区，以为好记者就是能难倒别人的记者，问的问题让别人尴尬，无话可说，就表示你有水平。事实上记者的责任是去了解事实，你和这个被采访人既没有交情，也没有仇，你也不是要去表现自己。你的任务是问问题，并且得到答案，仅此而已。比如当初的东芝笔记本电脑事件中，那个情况说明会我参加了，当时的现场乱作一团，很多记者不是去采访，而是像去吵架，问的都是些概念性的、没有意义的问题，比如“你们是不是在侮辱中国人”，这明显不是一个要求回答的问题，人家会怎么说？说我是？那不可能，说我不是？他又不信。这样的采访是对峙，不是采访，你问的问题并不能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在采访中，记者自己要判断什么是有用信息，比如企业政府都在回避缺点宣扬优点，你自己要判断一下哪些是夸大的，哪些是有用的。要明白我想了解什么，我必须得出答案，要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
■观察和阅读也是采访
通常采访的情况是：列出很多问题，找人回答。
其实在问和听之外，看、观察现场的情况，及问问题得到回答时对方的反应都是采访时获得的极好的新闻细节。采访应该是全方位的，不仅仅问，还要用眼睛看，要用耳朵听周围人的议论等等。比如国航空难，记者到了现场，看到救援者们都在做些什么，飞机是一种什么样的形态，遇难者的遗体在什么位置等等，听到的现场的声音，这都是采访。我当初B股开放的时候，到深圳采访，我注意到，在深圳的大街上挂着关于券商挂出的B股开户的条幅，报摊上有许多教人怎么炒b股的印刷品；在深交所，看见很多人在排队，听他们就此事的讨论，观察他们的反应——这些都是采访的结果，而且是十分生动的细节；
在外地采访还应当读当地的报纸，当地的报道会有很多细节，即使是服务性信息，也会得到很多有用细节。
■在你感兴趣的地方追问
采访时要不断对得到的信息进行判断，在采访过程中发现有之前没有涉及到的信息要进行追问。
比如这次陈洁报道的台州中学生殴打路人致死的事，陈洁的报道写得很详细，方方面面都采访到了，对事件的描述很清晰。但是在报道中，采访到当事的一个中学生，向他了解当时现场情况及此后情况，学生说他表示后悔，说，“不知道这会不会耽误自己以后的升学找工作”。在这个地方我们应该有点疑问：这些学生居然只担心自己以后升学找工作，他做了这么残忍的事情，居然不去考虑死者家人的情况，不去想想人家的苦难，还是只关心自己。就这个细节追问下去，深入地了解一下他们的心态，就此可以进行更进一步的报道，那比目前的报道要好得多。
如果一则报道只有方方面面的信息，有细节，只是把一个故事讲得更完整，那其实不是深度报道，变成了密度报道。
写作中的问题
■写文章之前先定结构
目前的很多东西与其说是深度报道，不如说是长消息——按部就班的讲事件，按时间顺序进行发展。新记者们往往驾驭不了长文章，他以为长文章就是把短文章抻长，于是就在写作过程中对每个地方详加描述。
长文章有个结构的问题，在你写作之前，你应该想好你要说什么，分几步说，每步要达到什么目的，这就是结构。这个结构非常重要，你把结构确定好了，下一步的内容就是往里边填东西，就很简单了。
■文章要有信息量
我还想说一个信息量的问题，现在咱们的报道很长，但是常常是些无效信息，是注水。在一则报道中，要注意有效信息量：要确定文章中每个地方都有内容要说，没有可删的多余的内容。文章必须精炼才有节奏感，才能成为真正的好的报道。
如果到后来由于广告等因素，版面太大，文章字数不够，可以考虑加入背景资料，多加一些图片，而并不是把文章里边注水让他变长。读者读长文章本来就没有什么耐心，如果你的文章没有节奏感，没有信息量，那他就更读不下去了。
问：采访之前的提纲，有没有通用的模式
答：没有通用的模式。不过有规律可循：
在台州中学生打死路人的事件中，肇事学生、公安局、死者家属、教育部门，每个部门可以回答问题。
应当去各个现场（学生议论，事件发生地什么样的面貌，事件发生地，来往的人，环境）观察。
剩下的就是在采访过程中，要不断分析被采访人的回答，并且找到感兴趣的地方追问下去，然后再在其他采访中丰富这方面的内容。
赵维补充：
一些最近版面文章中的问题：
在采访之前，选点——角度是最重要的
要带着观点去采访，所有第一消息是快讯，告诉你事情发生了；我们做的是第二落点，要有追问的精神，比如最近又有事故发生，要追问为什么接二连三掉飞机。
在采访之后，采访事实可能验证或推翻观点，但这更有益于新闻的制作，有利于文章主题的延伸。
应当力图进行纵深，穿插性的报道，发掘消息背后的价值。
宋燕：
这一点我补充一下：的确是要带着观点去采访，但不能让采访事实服务于观点。
比如我曾经采访过面的淘汰的新闻，当时政府有个新规定，淘汰的面的只能卖往外地，我感觉这个规定会引起面的的跌价。事先有了这个观点，我去采访，采访了几个人，有和我的想法吻合的，也有不吻合的，我就按照这个观点硬写了篇文章。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但实际上面的并没有跌价。这是个教训，你们不要犯同样的错误。
问：什么样的是好的深度报道，什么是长消息
答：咱们的记者一来就做长文章，没有消息的写作，这是个欠缺。
深度报道要有一个切入点就可以。在对消息和既有事实进行判断，有什么蹊跷，如“滴水茶”爱心报道中的疑问。
赵维补充：
带着观点，实际上是疑问，你在消息中未能得到的解答，没有足够的事实，自己不要跳出来议论。缺乏事实支撑，观点就会站不住脚。
一万字的文章，要有十万字的材料，采访量要够。
对平时的要求就是对工作特别敬重，自己要特别“厚”。注重日常的积累，不要停留在这个位置不前，努力是最重要的。
北青版新闻培训纪要（2）
如何判断选题的价值及如何避免由文章引发的纠纷
杨文健
　我讲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判断选题，一个是怎么防备稿件“惹事”。
　以下的观点纯属个人，来源于我个人的新闻体验，是否妥当和全面，请大家商榷。
一，深度报道的选题
这里讲的选题，当然仅指的是我们日常操作的深度报道的选题。
首先，我将选题分为日报类（指的是最近发生的、具有较强时效性的，拼快速和细节的）和周刊类（这类我把它的范畴定在是在已有的新闻事实基础上挖深度、找角度、立观点，具有较强的策划和个性色彩而时效较弱化的）。
日报类选题当然受局限较大，有点看天吃饭的意思，因为说不准什么时候会有突发的事情进入我们的视角。我想，对于这类选题，我们应该做到的就是在它来了的时候不能漏掉错过，尽量在追时效的同时做出想法来，做出特点来。
而周刊类深度报道选题是我觉得可以有较大发挥余地的。这类选题应该是耐嚼的，是编辑记者深思熟虑的结果。有些新闻事实，如果没有好的角度和着眼点，也许是容易被放过去的，而一旦有好的策划和立意做出来了，也许会有这样的效果：哦，原来还可以做成这样……所以，我想，在这类题材选取上我们需要下工夫。
一个好的选题，我认为它应该具有以下六个方面的特质（当然不是同时全部具有，有时具备其中一、二就可能是个好的题材）：
1.时效性；2.重大性；3.典型性；4.延续性；5.贴近性；6.独家性。
前两者比较容易判断，这两类也是我们在做日报类选题时紧追的方向。重大性，即它所关联的事物是否有知名度，或是否会成为一段时期内的热点；报道时尤其要注重结合报道主体自身；
而典型性则是周刊类选题的必备项，即具有深刻的内涵，能对某个领域产生标杆性的意义，但有时这样的内涵并不是显而易见的，需要挖掘；
贴近性，指的是与读者的距离，即心理上的亲近感，能关系到自身或引发兴趣的，这里有地域性因素，也有职业性因素，还有年龄因素、知识层次因素等等。　选题会上常有记者会提出一些纯农村题材的选题，但这与北青报都市报的定位不符，不太切合读者口味。
说到贴近性，我这里正好有一份今天的《晨报》，姑且拿它做个例子。在它的头版的导读里，有这么一条：“孕妇惨死警察车轮下”，引起了我的兴趣。于是翻到那一版想看个究竟，可是一看之下，很是失望，原来文里讲的是一件发生在美国的事情。我的失望是因为这样的一则美国社会新闻离我实在是太远了，如果这是一起发生在国内的事件，或者哪怕是“中国孕妇惨死美国警察车轮下”，可能我会耐心地读个究竟。我想编者有意隐去地点，也是出于这个考虑吧。
再说延续性。一些新闻事件是不断发展着的，可能会持续进展一段时间。一般报道都是连续性报道的滚动消息。等到事件告一段落，有了个结局，就可以用将零散小消息组合而成一道全面完整的新闻深度报道大餐。
在这方面，读者是很有需求的。这里有一封发表在今年第16、17合刊的〈三联生活周刊〉上的读者来信，题目叫做〈我不需要“更多”〉。说的是国航飞机失事后，“我”想上网上了解详情，但只看到了上百条的后续消息和间接信息。这位读者写道：“我并不想知道波音767的发动机和起落架长什么样，我只是想看到一篇综述性的文章，”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而不是只能从几百条信息里“猜”。由此看来，这类深度报道题材也是我们不该忽视的。
最后是独家性，这一条对于选题来说是很可宝贵的，但在新闻竞争如此激烈的情况下，独家的题材往往是一些偏离主流视点的所谓“冰点”，需要对其进行塑造开掘。
每个选题当然不可能完全包含着六个特质，只要符合两三条也许就有了做的价值。但还需要对当时同样题材的新闻频率有所注意，频度太密，有时应该有所舍弃——我相信读者不会喜欢今天看“小兰”被残害，明天看“小芳”受虐待，后天又出来一个“小兰第二”，这样谁也受不了。
还有我们总在说角度，其实有一种办法也简单，就是对一个新闻事件，只要有质疑的态度，心存别人没有觉察的疑问，这个找到答案的过程就是一个很好的深度报道。
另外还可以加入（参与、策动）到新闻事件中去，使之有贴近性，与读者互动；但要注意在策划事件的同时要做到顺其自然。
素材加工：
我最近看了一篇新闻研究文章，是关于如何加工素材形成选题的，觉得有所启发，以下把我所注意到的几个观点介绍给大家。
　　客观素材与主观加工，大致包含以下七个方面的内容：
1、追踪新闻事实偶然性和意外性背后的内涵；
2、把缺乏外部联系的几个素材建构联系起来（大背景之下把几个新闻事实组合起来，事件不是雷同的，而是有内在联系、相距时间不长的事件）；
3、需要逆向思维，发现有不同的角度——一般人看到半杯水，只是认为杯子里有半杯水，逆向思维则可以认为，还有半杯空着；
4、追问质疑的态度（你觉得不合理的，但就是发生了，多问几个为什么）；
5、与当前时下流行的问题结合在一起，这是助力讨巧的办法，可借助时下敏感热点将新闻升值；
6、与历史相联接，新旧之间建立连接，做出时代感和历史感，如“新闻回访”的计划生育十周年，南京大屠杀纪念日等；
7、可以整理零碎的消息，组合而成新闻大餐。
二，防范稿件漏洞
　我觉得，在稿件中容易引发问题的有六大杀手，现在提出来希望引起大家重视。
1，形容词
　我个人不太喜欢在新闻报道中看到大量的形容词。不喜欢的原因很多，一者是主观色彩太重，冲淡了新闻的真实感，二者是传达信息模糊，容易造成误解，三者还可能误用。比如有人在想表达人或物很少时常常要用到“寥寥无几”这个词，既是没几个，那一定就可以数得清，为什么放着可以明确表达的信息不写，而要用一个虚幻的词呢？
　再如我在大家的文中经常可以看到的描写被采访者“痛心疾首”、“悲愤”、“无奈”等等的词，可是如何判断这种情绪呢？我就处理过一起被采访者对记者写他“无奈”提出抗议的事情。
　对有着强烈情绪语感的形容词一定要慎用，如果希望传达给读者一些关于被采访者当时的状态的信息，可以抓住一些微妙的细节来表达。
2、采访中的文学化处理
在处理一些稿件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我们的记者会发挥一些文学想像，描写一些记者无法到达的现场中的情景。对于这种想象，我觉得不应该一概封杀，但要十分注意，对特定场景的想象是否合理、是否有代表性、权威性。
另外，在人物众多的事件中，有时为了简化线索，往往会选取核心人物，通过他之口汇聚代表意见发言，这没有问题。问题在于你选取的这个人是否足以代表你想要他代表的那些人，即使是同一群体中，是否也会有不同意见？或是你“让”他说的那些话，是否真的让人能想象会从他的口里出来？
这些文学化处理手法可能会让文章生动流畅，但是往往误差由此而生，所以要慎之又慎。
3.结论性语言
在一些报道里，常常可以看到一些结论性的语言，比如“这是一起xxxx”。我觉得，对于一些有争议的事情，结论本来就不好下，何况，许多结论也不应该由记者来下。
在采访之前的结论尤其不可，带着结论去采访，难免一开始就有偏向，会给你的采访带来局限。结论性观点可以出现在结尾（但不要由记者来“宣判”），或最后记者手记之中——那是记者的个人判断。另外，对有关案件的报道，在案件审结之前，媒体不宜先下结论。暗示性细节也应该慎用。
4.报道比例
对于某些报道，尤其是纠纷报道，在报道篇幅上，对纠纷双方和利益双方，即使是合作双方也应该各有相应比例，不可让一方占尽发言权。在报道中还要处处意识到双方利益的冲突，不可偏重一方，对另一方使用区别性语言。　　　　　
对报道对象的过激反应和言语，不能照搬实录，免得从客观上对另一方造成伤害。
5.采访对象身份模糊化
一些事后造成麻烦的报道，常常在对被采访者身份和话语资格的确定上，犯有相似的错误。即在采访现场找了不具有发言和解释资格的人员来对新闻事件进行解释评说，甚至在对方身份都不明了的情况下，就对其提供信息如获至宝。
在进行采访尤其是进行负面报道采访时，要向对方索要名片等获得身份确认后方能采信对方，并选择那些有效话语（事实和细节）。
6.负面报道中与采访者关系的认定
记者要采访踏实，明确自己与被采访方的关系，既不要搞的很紧张，也不要以放弃自主采访为代价，换来一些采访方便。应当坚持采访，用各种技巧，比如对稿子的审核、对话语的修正的承诺，以获得机会。如果答应对方审稿条件的，一定要信守对对方审稿的承诺。
　另外，外出采访的记者还要注意跟后方编辑的沟通，将各种情况告知，请编辑考虑对文章的处理：
　我想这样至少有三个好处：1.记者尽到了责任；2.编辑对文中材料取舍分寸更好；3.标题定夺更容易，可以巧妙地避开敏感点。
关于科学报道：
一段时间以来，关于科学报道的文章相继出现了一些或大或小的问题，下面我想谈谈我的看法。
一位学者把媒体在科学报道上摔的跟斗解释为“媒体对科学的误读”，我觉得这个说法很有道理：
　首先是因为科学报道涉及相应领域比较深奥，非专业人士在正确认识上存在难度，这就造成记者没有自信，信奉权威，专家云我亦云。这是一种客观性误读。
　其二是媒体过于急功近利，过分偏重科学的应用性和轰动性，夸大某些科学事实及意义，这是一种人为地误读。
&nbsp; 其三，在语言上，为达到传播，以新闻的语言来表述科学的语言、科学的语境，改造了科学语言，这本来就不够严谨，容易造成叙述上的偏差。 因此，我觉得，在遇上自己不懂的科学问题时，不要将为求轰动而极力往轰动效应上靠；在讲完事实后，再用专家，也不能迷信一位专家的一家之言，要正确理解正常的学术争鸣和反常的学术攻击；为文章添彩才要用专家，而不要做成套路，把专家当作了鸡尾酒上的樱桃。
（最近在广州参加了一个新闻培训班，好象回到了学生时代，每天满堂灌，中间休息一天跑了趟深圳。广州是个值得细细观察品味的城市，有浮躁和焦灼，也有闲适和情趣，可惜只能偶尔晚上出来转转，很多东西一时也搞不明白。培训期间，有幸听了来自广东报业的几位老师讲的课，深为他们身上的理想主义、他们的智慧和激情所触动。）
我们住的酒店位于广州的老城区，离有名的上下九和北京路都很近，也是“骑楼”集中的地段。骑楼是广州特有的一种民居形式，以二三层楼的居多，一楼开商铺，二三楼是办公和居住的地方。一楼商铺前面用柱子架起两米见宽的走廊，既为行人遮风挡雨，也不影响店铺的生意。不象在北方逛街，从一个店出来，到公共街道，再进另一家店。走在骑楼的走廊里，实际上等于在人家楼里转悠。广州日报何智新（培训班老师，曾为夜编中心负责人）评价广东人的特点是务实、重利、宽容。骑楼也算是一个佐证。
何智新说，和南方都市报相比，广州日报本土文化色彩浓烈。他从四川一家媒体来到广州日报时，开主任会很难听懂大家在说什么。广州日报在广引人才的同时，非常注重培养、使用本地土生土长的主任、编辑，以使报纸更具岭南文化色彩。我们常会在广州日报上看到一些很怪异的字，不知所云。何智新说，夜编中心有很多本土人，只要这些本土编辑说这些“方言土语”没问题，那他就放行。这与南方都市报的“精英文化”理念大相径庭，南方都市报秉持的“很高的新闻理想”，使它无法在广州超越广州日报，广州日报在本地的市场是南方都市报的三倍之多。但南都在深圳市场则一路披靡，主导着“在文化上无所适从”的这块开放前沿的公众话语权。
我们参观了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有学员问：“广州日报在哪？”“我们住的酒店往西走用不了十分钟。”有人告诉他。他一脸迷惑：“这条路我走了好几遍了，怎么没发现。”其实，如果不是刻意地寻找，在路上真的很难发现它——这个发行量185万，年广告收入过17亿的报业先锋。它整个办公区从马路上缩进去，隐藏在简易的接待厅后面，朴素得毫无特点。采编办公区拥挤、狭窄，倒和我们相像。穿过天井时，接待科科长指着天井上大棚似的房间说，这里是我们最好的会议室，做决策的地方。她要是不说，我还以为是报社仓库之类的地方。
“从外表，你很难看出我们为什么能做到今天的程度，我们不靠天时和地利，我们是一条新闻一条新闻拚出来的。”何智新说。这也应了给我们讲课的羊城晚报经济部副主任汪令来的话：广东人喜欢闷声发大财。

深圳火车站城际列车的候车室里塞满了人，我找了个有点队形的人堆排进去，扭头问后边刚来的一位女士：你是哪趟车？那位女士低呼两声“啊啊”，把胸前的手包猛地抱紧，迅速往后闪出两步，眼里满是惊慌。天！我还不象坏人吧。这让我想起一位网友的文章中说，在深圳，看到有女士拎着手包逛街，会从心里产生对她的深厚同情，因为她的手包马上就要被抢了。
培训班里的深圳学员也证实了我的感觉，他说看在同学的份上，会给大家提供一些在深圳防盗防骗防抢的指南。但在以往的印象里，广州应该是治安最差的，深圳则是“开放的热土”。原来这都是媒体制造的“假象”。
每天我都在酒店门口的报摊上买三份报：《广州日报》、《南方都市报》、《羊城晚报》，结业时房间里报纸堆了半米高。新闻给外来人的感觉是，广州确实是个“很乱”的城市。一家店铺着火，烧死了一对情侣。以南方都市报领先，媒体对此穷追不舍，连续数日将一个事故演绎成一段悲情故事。摄影记者还拍摄了一幅极具震撼力的照片，被烧死的女孩被床单覆盖着，一只烧焦的手露在外边——还攥着手机，报道的标题是《手机暂时无法接通》。如果你是正常人，你就不可能不被触动，不可能不在心底发出“但愿悲剧不再上演”的祈祷，而报道的本意正是要激发起每个人内心的良善和责任。还有“劫匪走投无路跳下天桥砸伤路人”、“两男一女把取款人拖出银行抢钱走人”等等，每天都会有数条，让浸泡在“主旋律”的媒体语境下的外来人不免心惊肉跳。
当年的南都以这样的姿态来抢摊深圳市场，形成了与严格管控下“歌舞升平”的深圳媒体的不平等竞争，也令当局如座针毡，下令不准报摊卖南方都市报（当然有一个措辞严谨的文件）。南都不甘示弱，用六七个版“铺黑反白”报道南都在深圳被封杀事件，直到广东有关部门干预解决。
南都内部人士认为，当年的封杀与反封杀，是行政思维与市场法则的一次较量，同时也成就了深圳读者对南都的阅读归属感。在广州学习时，恰巧央视《东方时空》曝光深圳人民医院一天竟按二十五小时收费，广州媒体先转发央视报道，再跟进数日不放，直到有关部门发来“不准报道”的禁令。
我在想，话语权是自已争取来的，没有人愿意主动给你。
何智新举了个例子。非典期间，随着疫情的蔓延，粮荒传言开始多起来，人心惶惶。当晚，省委宣传部通知不得报道。广州日报向市委紧急汇报，请求辟谣。当时已是凌晨1点半，市委紧急研究，同意辟谣。但省委宣传部仍有禁令，报社决定再争取，直到两点，省委宣传部同意辟谣。次日，《米荒粮荒纯属无稽之谈》在头版头条刊登，还有评论员文章《平息谣言，恢复正常》，广州日报被贴到了各大超市门口。“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争取。有时候，要听从你心灵深处的召唤。”这位广州日报很多重要报道的主力实施者认为。
这种职业新闻人的专注和自觉在南方都市报更有艰难的体验。他们在体制内不断的“探底”必然招致利益集团的反感。与广州日报不同，王钧（培训班老师，南方都市报编委）说：南都与政府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制衡的关系，不需要达成“妥协”，如果在相应特权下获取新闻资源，同时也会失去新闻报道应有的自主性。
她说：南都的领导最忌讳和政府部门的领导吃饭。
她说：南都的领导对稿件不能只说“不能报”三个字，要给出充分的理由。

就象“职业女性”不是说上班的女人一样，“知识女性”也不是就指有文化的女人。我印象中的知识女性，她不张扬，但说话或写作处处透着张力；她不学究，但对信念和理想笃爱、执着；她成熟而不市侩，静雅但把持尊严，个性但不另类。知识女性不一定可爱，但一定值得尊敬。
我从客房出来进入电梯，培训中心的江校长也在电梯里，她介绍身边的一位女士说：这是下午讲课的王老师。王钧，南方都市报编委，看上去很象我们单位新来的一位见习记者。和街上密匝匝的广州女人不一样，她的表情和衣着很内敛。广州人穿着随意，没有刻意的修饰，包括店里模特身上的衣服，也故意把袖子皱皱巴巴的撸起来，不给人一本正经的印象。但王钧则简洁得当。
我不知道她的年龄。她是程益中手下的大将。
程益中二十七岁从南方日报的文艺编辑岗位转入南方都市报，迅速成为南都的旗帜和灵魂。南都领导层平均年龄32岁，采编人员27岁。程益中说，中国现有的新闻理论、新闻经验和媒体经验对我来说是一钱不值的。他说：“三个人在搞万米赛跑，一个羊城（晚报）、一个广州（日报）、一个南方（都市报），羊城跑了九千米，广州跑了八千米，而南方才刚刚趴到起跑线上，现在有一个问题要考一考大家：南方如何超过羊城、广州跑第一当冠军？我的答案是：如果南方跟在羊城、广州屁股后边跑，南方要超过羊城、广州是绝对不可能的，但如果南方根本不理羊城、广州那一套，而是自创一派，按照自己的游戏规则跑，就一定能跑第一当冠军，就一定能够跑出一个新世界。”听着王钧讲课，我想，置身于程益中设定的世界，有这样一个年轻的团队，理论和经验是苍白的，只需要新闻的自觉、新闻人的责任就足够了。
她讲课多用书面语，很多时候是在念稿，尽管她经历了无数的悲壮和波澜，但她讲课并不专业，甚至有些紧张。她说：中国有很多有理想有水平的新闻从业人员，我比大家幸运的是，我在南方都市报。她语言里凝结着对南都的至爱、内心的情愫。这个典型的中文系女生，是南都的十年，将她炼成一位知识女性。
她的课实际上是讲她眼里的南都十年史。在三个小时尽心、平静的讲述中，我听到她两次开心的笑。
一次是讲到南都起步时的“杀气腾腾”，对于官方来讲，突然冒出来的南都属于“没事找抽型”，曝光，揭黑，暗访，一支流浪记者团队靠社会新闻打天下。有一次组织策划暗访卖淫嫖娼报道，膨胀着个人英雄主义的年轻记者并不在意对记者角色的规避，也不在意事件真实和新闻真实的关系，把暗访的素材尽情写来，在什么地方有，多少钱，怎么交易等等。她笑：当时这些报道被人戏称卖淫嫖娼指南。
另类是为了更主流。初创的南都最大的渴望就是快些引起注意。它关注小人物，关注边缘人，以传媒的力量帮助最需要帮助的人。在一次次成功触动市场后，南都人说：要办中国最好的报纸。最好的，必是主流的。2000年到2002年，南都进入时政报道的密集期，政府开始重视南都，南都也急于得到主流人群的认可。它以强大的版面规模把时政报道做得活色生香，不断地在时政新闻中创造新词汇，展现着南都独特的思维和智慧。
南都在2003年创造了三个制高点：“深圳，你被抛弃了吗？”、“非典”、“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广州日报何智新老师讲课时也证实了这一点。2003年2月10日，南方都市报以两个版的篇幅对坊间流传着的“怪病”（后被称为非典）作了报道，而此时的广州日报“非常慎重”，当晚才收到官方400字的通稿，并被要求在一版下半版见报，不准改动，包括标题。而孙志刚的报道终结了中国收容遣送的历史。当然这些也让南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但南都终于如愿展现了“主流的力量”。她说，广州市的主要领导常常早晨很早就给部门领导打电话：南都今天报了什么什么，怎么回事？部门领导赶快给办公室主任打电话：南都今天报了什么什么，怎么回事？而此时，报纸还没投到报箱呢。办公室主任找到发行员说：我必须在这个小区最早看到报纸，我是个很重要、很特殊的人，必须最早看到报纸。
说到这儿，王钧第二次开心地笑起来，但立刻打住，迅速回到了她理性的书面语中，这也是现在的南都要示人的姿态。
广州人在吃上是肯下功夫的，但培训班安排的饭菜没有明显的广东特色。我和几位学员约好，早上七点半到最近的一家酒楼，体验一下广州早茶。从河南来的胡总五点半就到酒楼去侦察，回来不停惊叹：跟抢购一样，门口堆满了人。
我们七点半到酒楼，已是人声嘈杂，大厅几乎座无虚席。还好剩有一个隔断，大家落座后，就不断有服务员推着小车过来介绍各种小吃，名目之多让我们有些手足无措。我心里纳罕：早饭，不至于吧。每次小车过来离我最近，我就“这个——这个——”胡点一气，只记得好象有小笼虾饺、马蹄糕，其它一概想不起来了。吃到九点，大厅里依然不见人少，个个吃得兴致勃勃。
据说早茶可以吃到十点，然后酒楼开始准备午餐，虽然饭菜更丰盛，但广州人的午餐显得局促，没有尽兴或有约会、商务活动的人，会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下午茶上。最重视的还是晚餐，晚餐后有夜宵，期间曾乘船珠江夜游，船舱内食客暴满，好象陆上没有地儿，都赶到江里来吃了。我们北方的学员不禁慨叹：广州人二十四小时不停地吃啊。
很遗憾没有正宗的广东人给我们讲讲他们的“吃”经。如此连轴转的吃法必然会催生出很多创意以解决味觉疲劳。比如传说中的“吃猴脑”，光听听就受不了——把一只活蹦乱跳的猴子提过来，餐桌的中间有个圆洞，把猴子的脖子卡在圆洞里，猴子的脑袋已然剃得光光亮亮，两只猴眼还在滴溜溜乱转，此时小锤子照着脑门敲下去，食客便纷纷趁热执勺去猴子脑袋里舀猴脑，而死而未僵的猴子还在桌子下面抻胳膊扔腿——听着我就阵阵发冷，即使有也坚决不吃。
广东人在吃上的这股折腾劲儿在办报上也有同样的体现。广东一线的新闻队伍绝对年轻化，也只有年轻人才禁得起不知疲倦的折腾。
广州日报夜编中心的田编辑2003年曾带着三个记者来西柏坡采访，我全程陪着。我曾问他：广州日报几个要闻版中，国内新闻与本地新闻掺和在一起，不知这些版是怎么分工的？他说：我们是“大要闻”。我没有深问，心想，大要闻就是大杂烩吧。
很巧，何智新老师在讲课时对所谓“大要闻”做了解释。每天半夜十点左右，各新闻版已经有了雏形，正当编辑喘息之时，老总就会出现在夜编中心，开始找毛病：这个版太闷，这个稿没意思，这个该上，等等。夜编中心大乱。为了让老总满意，稿件不停地调换，每个版上都要安排上好看的稿子。每天半夜的折腾，也令编辑们大彻大悟，好看是硬道理，哪还顾得上版面的分工？
十来天里，我强烈感受着广东报业激烈的拚杀，也用心体会这些时时处于亢奋状态的新闻人，他们不放过一个炒作点，不断地制造着读者的阅读渴望，即使很地域性的报道和策划，也能打通我们这些外地人的阅读栅栏，直抵你的兴奋点。
在这很普通的十天里，广州党代会前的市委全会放出对老城区要“中调”的思路，引起媒体的关注，狂轰乱炸；
广州地铁三、四号线将要开通，广州日报和南方都市报分别推出“手册”和特刊。我只看到南都的五十二个版的《蝶变》特刊，以首席记者与地铁掌门的长篇对话式专访开篇，让读者全面了解地铁之于广州、地铁之于我们的“蝶变”；
正是临近岁末，各报都精心烹饪年度回顾特刊，我们去广州日报参观时，夜编中心的墙上挂满了特刊的版样。这个八十个版的以“和”为主题策划出来后很受好评。可惜没有看到羊城晚报的“新闻大考”的特刊；
而此时的南都，刚从《蝶变》中缓过来，正赶着品味“南都十年”；
张艺谋到广州为《满城尽带黄金甲》造势，各家报纸都有记者与张艺谋的独家长篇对话报道，不知道是张艺谋对广州媒体有如此大的耐心、还是广州媒体真得不好惹；
马季去世，广州日报居然在要闻版拿出五个版来全方位报道，我吃惊的不是它的报道规模，而是报道所占的版位；
台湾地震，广东有震感。当日南都出动三十二名记者，配有广东各地动向的示意图，这也让我看到南都对突发事件报道的成熟的指挥系统。
如此，不胜枚举。
“一张报纸的发展不能仅是滚雪球式的，一个时段必须成为同城或同业议论的话题。”何智新说，我把他的话当作这种折腾的解释。
他说，当年，夜班编辑晚上9：30在香港电视上看到9.11，还以为是美国大片。夜班紧急请示老总后，决定作十二个版的专题报道，而此时手里还没有任何信息。何智新说，当时只定了三条：不能有幸灾乐祸的标题或小标题；要有前瞻性；要有故事。编辑们叫苦不迭，拿什么做呀。“怎么做，自己想办法！”就这样把十二个版生生逼出来，第二天又滚动出了二十个版。报纸被抢购一空。
他们这样不断地挑战着所谓的不可能。黛安娜去世时，初生的南都还只有十六个版，它居然拿出三个版来报道黛安娜，开启了娱乐报道的新范例，直到现在这样的报道风格成为各家媒体的家常便饭。
广州日报的同行说，我们和内地党报的不同是，我们不自娱自乐、不自说自话，我们不停地调整适应大众的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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